2008-09-24 天下雜誌
作者：馬岳琳
無論是早期的「全家福」，還是近期將推出的「波麗士大人」，王小棣一直相信，電視劇能傳達小人物的悲喜，溝通人與人之間的情感。
如果有時間，看王小棣導的電視劇，會隨著主角的掙扎徬徨而感到一種似曾相識的心有戚戚；如果有機會，和王小棣聊聊天，會因為她的熱血激昂而有一種好漢結義的暢快淋漓。
九月上旬，王小棣正為即將上檔的新戲「波麗士大人」進行後製。對於這個講述人們既熟悉、又陌生的警察故事電視劇，同樣男性化的小平頭、同樣笑得瞇成一條縫的眼睛，王小棣學著一個刑事組小隊長的口吻說，「哎喲，我年輕的時候也是很有理想的，看到老伯伯沒輪椅，會自己想辦法去幫他申請！」
五十五歲、進入影視產業三十年，王小棣像個初入行的年輕導演般，從新作品的趣聞講到當代影視環境的墮落，激動時眉毛挑得好高，溫柔時聲音又變得好低好沈，彷彿歲月從來沒有在她的童心留下痕跡，彷彿現實不曾打擊她的意志。
作為一位導演，王小棣的戲標識著幾個世代的共同記憶。離得近一點的，是她在公共電視製作的一系列優質連續劇「大醫院小醫師」、「赴宴」、「45度C天空下」；拉得遠一點的，是那個老三台年代，陪伴五、 六年級長大的「全家福」、「佳家福」、「母雞帶小鴨」等家庭喜劇。
用鏡頭說小人物的故事
對於電視劇，王小棣自有一套信仰。二十年前，她幫公視拍攝紀錄片「百工圖」系列，接觸到各行各業、最基層的小人物生活，當時她心中即產生一個念頭：「這些人，才是社會最重要的貢獻者；
每一個小人物，才是社會進步的癥結。」從此，她立志要多呈現真實人生裡的各類型人物，藉著鏡頭去碰觸他們的理想與挫折。
作為最主流的大眾傳播工具，大家都知道電視的社會功能很強，但鮮少有人像王小棣這樣，把「自己是社會主義者、
拍電視劇是一種社會運動」叨叨唸唸地掛在嘴邊；也很少有人像王小棣這樣，話一出口總讓聽的人流露佩服的目光，從她過去的努力深深相信她每一部戲的力量。
王小棣是圈內公認最用功的導演，她的戲不僅力求真實、幾乎都是原創劇本，更希望能深刻表達戲劇背後的社會意義。對她而言，「偶像劇」的定義是「帥哥美女扮演生活中的無名英雄」，從「大醫院小醫師」紅了之後，她就找到了用明星結合真實人生的說故事方法。
「跟她共事最難的地方，是永遠不能只看戲的表面，因為她總是有個主題意識在那邊，」與王小棣合作超過十年的配樂家史擷詠指出，她不要好萊塢式的華麗渲染，但音樂卻又要能夠跟得上戲劇情感的濃烈，「跟著她像是每兩年一次的期待和惶恐，能有成長的回饋、辛苦的代價，但那個過程，你得用全部的能量和能耐去配合！」
王小棣修戲不厭其煩、求好心切，但無論是同輩還是後輩，大家都還是死心塌地跟著她。第一齣戲就是由王小棣帶入行的演員藍正龍回憶，拍「大醫院小醫師》時自己還是個沒有人生方向的小孩，「但拍完戲後有一種『謝謝』的感覺，謝謝老師找我演戲，讓我遇到那麼多不同的人事物，認識更多的人生，喜歡上這個工作。」
你要看著人家的眼睛說，我不妥協
王小棣曾在接受一所高中校刊採訪時對年輕人說，「要常常看到別人，眼睛裡有別人，人生會比較開闊。」或許，這些年輕的演員們，就是因此決心追隨這樣一個既嚴格又溫情的老師。
王小棣花時間與演員相處，觀察演員的動作與習慣，「你要與演員一起努力，到角色所在的地方，」她比了一個往心裡去的手勢。聽起來似乎容易，但磨起戲來，不單演員痛苦，導演自己心裡也不好受。
拍戲拍到地老天荒，所有人都累了，但沒有達到王小棣的要求，她不會讓這個鏡頭結束，「因為戲播出來的時候，沒有人會原諒你，沒有人會追問那天發生了什麼事，只有作品會留下來。」
不妥協，是這個堅持的導演一直在學習的功課。
「愈年輕的時候，想得愈自由，但被告訴的『不可能』也愈多，」就像國內許多的創作者，總在最大的限制裡找出路，王小棣至今還是會說，「你要看著人家的眼睛說，我不妥協。」
戲劇要傳達的是真實人生
她的不妥協，當然不僅僅是在作品的品質上。王小棣年輕時即創辦民心影視公司、稻田電影工作室，從公司名字就可看得出來，她多想貼近這塊土地、關心土地上的升斗小民。
拍「大醫院小醫師」，想探討實習醫師生態；拍「赴宴」，是為了研究台灣的自然環境和經濟發展該如何雙全；拍「45度C天空下」，是想把開闊如連加恩這樣的台灣年輕人故事介紹給大家。不只是議題導向，她還想溝通一些人生的感觸，讓觀眾明白如何去欣賞情感。
「她想把自己心裡體會到的一些感動，傳遞給普通老百姓，這是她創作的動機，」與王小棣合作近二十年的製作人黃黎明分析，對王小棣而言，
如果戲劇都只有誇張和夢幻，人們就少了一個瞭解真實人生的曲折、學習處理自己情緒的管道。王小棣曾說，「如果我們的電視劇拍得好一點，是不是社會自殺的人會少一點？因為他們會知道，人生的艱難不只你我會遇到。」
面對某些知識份子，總是撇撇嘴說，「我不看電視。」王小棣心裡忍不住氣呼呼地想，「這是很驕傲的一件事嗎？
如果我們的電視節目都那麼差，應該是要引以為恥的吧？」對她而言，電視是最能達到普羅大眾的傳播工具，但電視文化長期的積弱不振，簡直就是國恥。
「如果我們在電視裡沒有感覺到一種溝通的力量、展現一些細緻的情感，讓所有國民看戲、欣賞的能力都沒有了，讓說自己故事的能力都消失了，這又是誰的責任？」王小棣感嘆，
許多人知道汽車的等級、皮包的等級，但卻未必在意精神糧食的等級。
我想改變大家跟警察的關係
「就是因為她是如此想要社會感受到溫度、能夠做出優秀的原創劇本，所以我們邀請她來做這一齣戲，」三立電視台執行副總蘇麗媚指出，雖然「波麗士大人」可能因為警徽的關係而無法賣出中國版權，但為了希望能帶起影視產業的良性循環，商業電視台也願意放下海外版權獲利，製作好戲。
王小棣不諱言，從公視轉換頻道至三立，就是希望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我不是一廂情願的理想性，我更不相信有人會說，好的東西我不要看！」她的眼底，有一種不容青史盡成灰的強悍。
這一回，王小棣把鏡頭轉向警察，其實也與二十年前的「百工圖」拍攝經驗有關，「在那個保守的年代，一個軍人、一個警察的題材最難拍，明明有問題，卻又不肯講，」但她也記得，彼時仍為刑事組小隊長的侯友宜，是如何形容下班後的自己，得在家門附近繞三圈確定沒人跟蹤後，才能安心回家。
經過了二十年，警察的例子仍然像一個典型的社會議題，「大家都跟它有關、也都覺得問題很大，但誰要來改變它？」王小棣認為，不能總是不去接觸不去思考，就只是坐在那裡罵句髒話。
在新竹的小派出所裡，王小棣看到警察桌上的電腦螢幕保護程式，是一張張由左而右閃過的嫌犯的臉。她與製作團隊遍訪上百位各層級的警察，以一年半的時間完成劇本，「『警察』可能是你難以想像的工作，我想改變大家跟警察的關係，而不是永遠都等到事情發生才來互相爭執、怨懟，我要藉著電視劇來溝通兩邊！」
好的戲劇，有遠超乎我們想像的價值。而這個世代的我們，還需要什麼？不就是那一點點的被理解和被感動？王小棣從不放棄做那個溝通的橋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