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台灣對待移工的常態（劉姍姍事件）

2011-11-13 20:47
作者：立報社論

再一次，台灣的消息躍上國際舞台，通常 只要能增加台灣的國際曝光，哪怕僅僅是電影裡一閃而過的背景畫面，也會被放大檢視，新聞中興奮地指認出台灣的國旗、街景或建築物，若有其事地慶賀一番。然而，這些登上國際舞台的「台灣之光」，其實在台灣並不常見，皆是異於常人、出類拔萃之輩，不能代表台灣人的眾生相，唯獨這一回，我國駐美國堪薩斯辦事處處長劉姍姍，才是貨真價實的「台灣之光」，總算讓美國人認識真實的台灣。

劉姍姍遭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幹員以違反《刑法》「在外勞契約上詐欺」的罪名將其逮捕拘留，根據多位證人的證詞指出，劉姍姍要求外傭每天工作16至18小時；每週至少工作6天，且每月薪水為4百至450美元。此外，劉某更扣留外傭的護照及簽證，命令其從事契約範圍之外的私人服務，還經常對外傭 大呼小叫，甚至之前有一位女傭遭劉某肢體暴力虐待，後來出現憂鬱症與厭食的症狀。

許多台灣人看了或許覺得美國人真是大驚小怪，要不就是配合中國打壓台灣主權，否則這些現象在台灣早已司空見慣，怎會因此逮捕我國駐外人員？且看劉某對待外傭的工資工時，與台灣相仿，而在台灣的移工們多次為了要有休假走上街頭，雇主們與主管機關仍無動於衷，認為這樣的工資工時合理公道。

其次，扣留護照 簽證在台灣已是常規，而命令外傭從事契約之外的私人服務，亦是眾人習以為常之事，殊不見「李李仁」一案即有5百多位雇主，且名主持人陶晶瑩還落淚喊冤，彷彿遭受莫大委屈。

雖然依照合約，劉姍姍僱用外傭以兩年為期，每月薪資為1,240美元，每天工作8小時，每周工時40小時，如果一天工作超過8小時，或在例假日工作，應有加班費。在台灣同樣有《勞基法》，但是雇主們視之為無物，也鮮少有人因此被罰，反而是所謂的「客工」制度形成移工們的枷鎖，只要有人不堪雇主苛扣工資或壓搾虐待，一旦離開原雇主即成「逃跑外勞」，不可能像劉某的外傭一般，擅自逃跑而後報警逮捕雇主。

劉姍姍事件可能很快就會變成單純的外交事件，又會圍繞著台灣主權彰顯與否打轉，因為台灣的雇主只要不是肢體暴力或性侵凌虐，劉某所做所為，不過是台灣雇主的常態。然而，劉姍姍事件中，最該檢討的正是台灣對待移工的這種「常態」。

「夜照亮了夜～身為被害人」座談會

Dear all,

我們常在社會上聽到：若廢除死刑，那麼受害者的人權怎麼辦？現在，我們有個機會讓受害者出面跟你說：不管是否廢除死刑，我們都要保障受害者人權啊，這才是同一標準的普世人權。

10/17下週一晚上，有一群來自美、日、台的受害者家屬，將在台北舉辦一場公開演講「夜照亮了夜～身為被害人2011 MVFHR Speech Tour in Taiwan」。他們是美國謀殺案受害者家屬人權促進會（Murder Victims'Families for Human Rights, MVFHR）與Ocean（來自日本，為被害者與加害者共同集結參與的組織），另外還會有台灣的受害者家屬與之對談。他們希望將被害者經驗的創傷與療癒、反對死刑的想法傳達於更多角落，也希冀藉此機會刺激台灣社會進行反思，就被害者保護制度的改革有更多啟發。也或許，有的受害者家屬不見得會明確表示主張死刑或反對死刑；但是他們要清楚的讓你知道，對於已逝者的生命，不是只有死刑這麼簡單。

這場對話不僅有美、日的訪客，更有台灣的受害者家屬。我們期待各位可以聽到這場精采的演出，這比我們這些社運工作者在台上聲嘶力竭的解說更為有力道。

時間：10/17（一）晚上18：30

地點：倉庫藝文空間（八德路一段34號3樓，彩虹3C資訊廣場樓上，忠孝新生站1號出口步行約2分鐘）

農政體系失靈

 2011-07-21
中國時報【本報訊】

幾件事，讓人覺得台灣的農政體系，螺絲鬆了、觸覺失靈了，運作更大有問題。

政府提高稻米收購價格，對正苦哈哈的農民，當然大有助益。不過，卻發生台南農民向立委陳情，他們十天前完全烘乾與裝袋，向農會申請驗收，農會人員怠惰，遲遲未驗收。結果，下了十天大雨，真來驗收時，全部稻穀溼度上升，變成不符標準。如真有此事，農民何其冤？那些農會人員有忙到這種地步嗎？為什麼不能急民所急？

北港也鬧個烏龍。農民要讓農會收購的稻穀，重量一直難達到標準。最後農民發現，是農會驗收稻穀的器材擺爛，該有十公升容量的容器，實際只有九公升。難怪，農民送驗的稻穀大都達不到標準重量。容器擺爛，其實就是農會擺爛。

還有先前香蕉暴跌，馬總統對其農民朋友說了一句：怎麼不早告訴我？不去過分引伸這話的政治面，至少，這顯示出諸多問題。如果，香蕉慘跌至此，農政單位一無所知，那是天大的失職；農政單位的觸覺、對市場的掌握，全部失靈。

如果，已經有訊息，但卻未提出政策救濟、毫無反應，那代表農政單位既無能又冷血，既不能苦農民之所苦，趕快提出對策，又無能解決問題。

朝野又在爭相開價，提高老農津貼，想再用納稅人的錢收買農民的心。不過，只要農政體系的失靈或潰爛，無法改善，農民是不可能真心挺這個政府的。

(尚未設定標題)

今天下午(6/2)發現這篇報導
http://news.chinatimes.com/reading/110513/112011060200485.html

其他家報社的: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2/6373957.shtml

⋯⋯

因為台中夜店大火的後續問題，目前台北市建管處在發公函提醒業者，若要繼續開設展演公間

1.改換室內裝修
2.依建築法變更使用執照

《皇冠》

1.包含皇冠小劇場的整棟大樓皆是在30年前建立完成的，30年後突然要改變內裝，技術上是難以達到的問題

2.如果皇冠現在要變更使用登記，其實現行法規也沒有任何適用於小劇場空間的登記準則；在這周最後一場表演結束後，皇冠需要暫時停用的情形已無法避免

《牯嶺街》

1.牯嶺街小劇場的消防安檢一直以來都合格

2.牯嶺街面對的問題是沒有使用執照，因為建立得很早，當時根本還沒有建築法規，所以並沒有發給使用執照；牯嶺街目前仍會維持營運，但是沒有使用執照可能會面對罰款、停止使用、勒令拆除、恢復原狀的問題

《活動目的》辦這次連署我希望可以先讓更多人知道這個訊息，有可能的話，並在這集結起同樣不希望這件事情發生的大家的意願

一個人聲音很小；但一群人的聲音很大

如果是很多人都不希望發生

那麼我覺得政府就越有可能去「看」、去「聽」

目前最妥善的解決方式是呼籲政府

早日完成有關小劇場規範的法規，讓表演空間能得到保障

Google藝術計劃獨家曝光 全球17博物館 千幅名畫e次看

http://tw.nextmedia.com/subapple/article/art_id/33153742/IssueID/20110201

徵地惡法何時修？─從大埔說起鄧筑媛

2011/06/01 苦勞網

 （法農行動小組成員、台大法研所學生）

之前因為國家暴力毀田受到關注的大埔徵收案件，又傳來生變的消息。內政部都委會755次會議會議記錄在前兩日出爐，還有四戶抗爭戶的訴求確定落空，面對房屋拆除的命運。他們分別是訴求要把田地劃設在屋旁的黃家、因為房屋另外的持分擁有人已經同意徵收，面臨拆屋的柯家、因為道路要拓寬所以要把房子切掉一角的朱家、被劃設成道路的「截角」，房子在第三次徵收中將會被全部拆掉的張藥局。

雖然他們面對的問題不同，但同樣是在行政院長吳敦義所說的「劃地還農，原屋保留」方案中被排除在外的，處境更為困難的抗爭者。本來應該要在吳敦義對話範圍之內的他們，卻在行政過程中被這其中的人劃出範圍之外。黃家阿公不解為什麼道路非得要從他的田地經過？三十米的大路，卻擋著他對於房屋跟家的期望。在大埔事件中失去親人的朱家，則是因為「道路拓寬」，本來說可以原地保留的房屋，被要求要拆去一角；但查估的人查來查去，每次查出來要拆的「角」都不一樣大。

而張藥局，在過去的兩次道路拓寬，將房子拆到剩下目前的六坪，從去年到今年，在不拆（一開始說的抗爭戶原屋保留）、拆（都市計劃圖中劃設為「標準截角」而必須拆除）、不拆（勘查後在都委會調整為「特殊截角」）、拆（755會議記錄，認為「較為安全、符合公平正義」改回原來的標準截角）的消息中不斷的繼續抗爭、承受折磨。

會議記錄中最令人傻眼之處莫過於都委會以「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為由，認為既然本次徵收中其他居民已經配合拆遷，張藥局也就應該要一併拆遷。這凸顯了大埔事件最弔詭之處：關於一開始整個徵收計畫就欠缺「公共利益」的問題，在政府的回應方案中從來沒有去解決，好像沉默接受徵收就治癒了國家濫用強制手段的嚴重不法，甚至在後續的處理上，這些缺陷居然成為了「公平」的理據；紀錄中也沒有說明，為什麼會之前勘查數次才決定修正的「特殊截角」不夠安全？如此認定的理據何在？如果「特殊截角」本身是可行、合法的、張藥局是可以不拆的，選擇劃設為「標準截角」、要求張藥局拆除的會議結果，違反了憲法上政府行為應該對人民權利侵害最小的規定。

看著這次的會議結果，想著抗爭戶們一路以來的曲折，連悲傷的力氣都變得幽微。起起落落中看不見執政者對於「公益」有所說理跟定義，也看不到政府對於土地徵收的反省與修正；一再看到的，是小人物面對國家機器反覆操弄的努力與無奈。

造成痛苦的源頭：土地徵收條例，本該透過修法來解決，卻也走入死巷。相較於政府遲遲拿不出手的「土地徵收條例」修正草案，由台灣農村陣線所提出的民間版修正案，已經由跨黨派立委一同提案，送進立法院，卻被程序委員會駁回，確定無法在這個會期討論。

民間版的草案中，針對土地徵收發動過於輕易的問題，提出具體規定，需在「無其他適當」土地可利用時才可進行，透過修法來落實「必要性」的要求。另外，將審議土地徵收的行政程序規定的更為嚴謹明確，來確保徵收的正當性。最後也最為重要的，將補償的機制改為「完全補償」，讓國家不再因為廉價，濫用徵收手段侵害人民的財產權；但這些為了保全人民財產權的修正，連立法院的大門都進不去。

個案的不正義，在現存惡法的推波助瀾之下，還在全台灣的每一個地方不斷發生；農民面對生活的困境，已然宣告再度走上凱道，這不禁使人困惑：人民若非無處可去，何須一而再，再而三地走上街頭？如果我們是一個憲政國家，憲法所保障人民生存的權利，在哪裡？人民想要安定生活的自由，在哪裡？政府這一路翻來覆去的態度裡，頻頻拿來說嘴的「公平、公益」，在哪裡？

出租房電費知多少？-崔媽媽基金會

房東把透天厝隔成12間套房，出租給學生，簽約時房東說：「租金包含水費，電費每個月收一次(每個房間都有獨立電表)，電費1度4.5元。」剛開始覺得無所謂，但是同學告訴我：「台電的電費計算頂多1度3元（還是以夏季用電）來算喔。所以，房東多收了！」

跟房東反應之後，房東很不高興，說我這個小孩子「愛計較」，還：「你去問問看附近的收費行情，不要不懂裝懂。如果不想住了，就早點搬走，不要找麻煩！」

其實，我只是想知道房東是不是超收電費了，房東這麼生氣，是不是剛好坐實我的想法？！我可以檢舉房東超收電費，並要求房東還給我們多收的部分嗎？

【評評理】

所謂的電費可分為非營業用及營業用兩種：

詳細用電費用表請參照台電網頁：http://www.taipower.com.tw/TaipowerWeb/upload/files/11/main_3_6_3.pdf

雖然各個房間有獨立電表，但是每一用戶有一個總電表，度數是各個房間及公共用電(例如：水塔的抽水馬達、樓梯間、走道..等等公共空間用電)的加總。公共電費，是所有房客都會使用到的，所以由房客們來負擔是合理的。

所以說，假設每一個房間每月平均用電度數為100度，12個房間加起來就有100×12=1200度，另外，公共用電為500度，所以總電表的度數為1700度。則其計算方式(以夏季來算)，須分為下列幾個階段：

1)110度以下部分110度×2.1元=231元

2)111-330度的部分(330－110)度×2.73元=220度×2.73元=600.6元

3)331-500度的部分(500－330)度×3.364元=170度×3.364元=571.88元

4)501度以上的部分1700度－500度=1,200度　1200度×3.74元=4,488元

5)所以計算的方式應該是：110度以下的部分+111至300度的部分+301至500度的部分+501度以上的部分=231+600.6+571.2+4158=5,891.48元(四捨五入)

每個房間要負擔的是5,891.48÷12≒491元(四捨五入)

房東收取電費1度4.5元，會不會太貴了？

每一個房間的獨立電表雖為用電100度，但是台電是以1戶的用電總量來算，所以同學們要支付的費用，不僅是自己房間的使用度數，還要分攤公共用電在這種情形下，房東為了計算方便，通常會用一個比台電費率稍高的金額來計算。基於上述故事的計算說明，1度4.5元算是合理的價錢。

【租屋小叮嚀】

1.房客依據使用度數的不同，可以自行套用上述計算公式，就可以得知房東所提出的費率是否合理。如果房客在計算之後覺得不公平，也可以在續約時就此點再來討論，再來決定是否要續約。

2.如果居住環境蠻好的，房東或室友也還單純好相處，在利弊得失衡量下，實在沒必要讓房東覺得房客太「斤斤計較」，以免有損租賃關係。

3.在契約期間，建議房客盡量與房東維持良好的互動，畢竟房客可能還是有機會要麻煩到房東(或請房東協助之處)，保持良好的租賃關係，有益於租屋之生活。
 

我見我思－你今天認同了嗎？/吳典蓉

2011-05-27 中國時報 【吳典蓉】

我不得不提這件悲傷的事，因為在巨大的哀痛中，有時才能稍微看見心的方向。

考試院長關中的女兒在大陸猝逝，關中與妻子到上海接女兒回家，「女兒在外面奮鬥累了，要把她接回來好好休息」，關中這番放下傳統禮俗卻很溫柔的話，讓不少女性動容，但是很多人也注意到背後的潛台詞，我看到一個網友說，「令人感動，原來他的家在台灣！？」

關中的家不在台灣？很弔詭的是，這次如果不是發生女兒往生的不幸事件，他的真情流露不容置疑，也許關中講千百次，「我的家在台灣」，恐怕還是有人不相信。

這是在台灣的「認同」難題。其實，自一九九○年代起，一談到族群關係，最流行的一句話是，「不論先來後到，只要認同這塊土地，就是台灣人。」更周延的說法是，「不管是認同台灣還是中華民國，都是相同的歸屬。」

這樣的定義當然比血統論具包容性，只是，在這個過程中，「認同」卻發展出沉鬱的重量；畢竟，所謂的認同，除了政治上的認同外，還包括文化上的認同，你可以認同台灣的政治體制，也可以認同中國的文化傳統，理論上兩種認同可以共存。但真實的發展過程中，卻經常發展到政治與文化認同彼此互斥。

這種認同觀比較像熱戀情人的互動，相處過程不能有一絲「雜質」。因此每天被追問著愛不愛台灣，就有點類似每天被嚴酷的情人審問，「你到底愛我比較多，還是愛你阿姨比較多」。這類橘子比蘋果的問題，其實是毫無意義的挑起矛盾，讓許多人更無法產生「認同」感。

更嚴重的是，這樣的認同觀有時形成差別待遇。台灣曾歷經殖民，又是典型的移民社會，從落地生根到尋根溯源之間，有分裂認同是很正常的。但「先來」的人不必為自己的困惑、混淆有任何罪惡感，「後來」者卻必須面臨抉擇，你如果心心念念著中華文化，就是不愛台灣；外省人是可以被「包容」的，前提是要放棄他身上的文化印記。

也許在這樣的認同觀下，去年蔡英文提出十年政綱前，才會出現「包容外來他者」這樣的談話。這就像很多族群認同的談話，都免不了是時空錯置的，因為，今日的台灣，有人激烈到要求只能用台語文寫作（這恐怕在獨派中都不是多數）；但另一方面，從每個辦公室到每個家庭，台灣本省、外省的界線卻已逐漸模糊，當每個人生命經驗中都包括他者時，這時候如何界定誰是「主體」、誰是「他者」？

關院長無心的語言，不但提醒我們這個跨界經驗的形成，更重要的是，「認不認同」也許不再需要是一個時時刻刻要詢問的問題。

前所未有的劇本閱讀經驗：《小地寶》 ／周力德

從劇名可推測出，《小地寶》是一個探討現代居住權的劇本。本劇的閱讀經驗前所未有，因為我是以助理導演的身分來閱讀的，如果與平時作為一般讀者的我相較，以此身分來讀劇，壓力自然大一些。 

《小地寶》編劇是黃新高先生，他的妻子是「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負責人兼《小地寶》製作人賴淑雅小姐。淑雅和我相識於2009年9月，當時我剛做完《行動前夕的暖身》，算是了卻自己一樁心願（也就是做一齣免費公演的戲給觀眾看）。人在心願完成以後通常會重新出發面對生活，恰好此時「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在舉辦社區劇場研習活動，於是我便興沖沖地報了名前往花蓮，想了解社區劇場到底是什麼。活動的總領隊便是淑雅，而我也在那次活動中看到了劇場的另一種形式與想像，更結交了各個領域的朋友，包括社工、學校教育者、社區協會負責人、志工媽媽等。對他們而言，劇場不但好玩而且「可用」：他們可以在工作領域中運用劇場的觀念與技巧，達成預定的工作目標。

  
（圖：《小地寶》三巨頭，左起編劇--黃新高、製作人--賴淑雅、導演--郭慶亮）

在觀念與論述的習慣上，我們易將「專業劇場」與「應用劇場」對立起來，彷彿「專業劇場」並不觸及劇場的應用，而「應用劇場」也不屬於專業的劇場範疇。因此在今年，當長年經營「應用劇場」的淑雅想首度做一齣「專業劇場」的演出而同時希望我擔任助理導演的時候，我很快便答應了她。她邀請的是新加坡戲盒劇團（Drama Box）的郭慶亮導演，但郭導來台排戲的時間有限，所以當他離台返星之後，我便延續他的導演意志，將戲尚需修補之處完成。其實，郭導離台以前，他幾已完成了全劇，如果以房子做比喻的話，那麼房子他已經蓋好而且裝潢也都已就位，我只需要負責刷油漆就好了。

對於我這種喜歡自作主張的人而言，「延續另一位導演的意志」充滿了自我挑戰。在郭導排戲時，我總在場邊做記錄，因為要延續他的意志，總要先知道他的意志是什麼吧！所以我說，這種讀劇的經驗前所未有，尤其還要將「導演意志」給讀進去，然後再和演員一起排演出來，確實很特別也很刺激。但，只要一想到《小地寶》是「應用劇場」首次「專業」的演出、是台灣第一齣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的創作實踐、是一場在高房價時代中難得探討居住權與社會意義的好戲，那麼一切的努力與付出便都值得了。

跟反核素人松本哉打嘴鼓

2011/05/22 Time Out Tokyo

責任主編：孫窮理

陳韋綸（苦勞網實習記者）譯

按：本周五（27日）應諾努客邀請的素人之亂，將帶著他們的紀錄片抵台，進行為期三天（27-29日）的放映與工作坊。

福島核災後東京都內幾次大型的反核遊行，就規模以及參與的民眾而言，都與過去反核電廠示威有著截然不同的面貌。4/10日東京都高圓寺反核遊行，像是一場盛大的派對，不僅有DJ與樂團在配備音響喇叭的卡車上演出，許多知名藝人也來到現場聲援。這場遊行吸引超過1萬5千人的參與，其中大多數都是第一次參與遊行的年輕人。遊行背後主要的籌畫人，即是素人之亂的松本哉。素人之亂是一間二手古物店，平日生意興隆，松本哉即是素人之亂的五號店店長。另一方面，素人之亂也是一個以有趣方式創造社會參與的團體。他們把整個街道，變成了大家的遊樂場。這篇節錄的譯文，是4月10日遊行前夕，TIME OUT TOKYO記者訪問素人之亂創辦人松本哉的內容。（原文請見此）

4月10日在高圓寺中央公園舉辦的反核遊行令人期待。在日本，公開抗議並非未曾聽聞，只是從70年代早期開始，就沒有得到充份關注與支持。然而，此時此刻，這麼多事情正在進行，情況有些改變。最近分別在銀座與新宿的遊行，參與人數比預期多了40倍，許多知名人物，也承諾將會參加在高圓寺的抗爭。有一種氛圍，過去冷漠，不熱衷政治的年輕人，將成群走上街頭。

整個活動看似突擊的味道，當背後籌畫者現身時，不太令人意外就是松本哉，素人之亂的創立者。TIME OUT TOKYO記者訪問了松本哉，請他談談他參與政治的經驗以及非核未來的想像。

最近一次（3月27日）銀座的遊行，有1200名抗議者參與，比以往遊行人數多出40倍。對於4月10日的遊行，你有什麼實際地期待？

我不知道要期待什麼，不過我想像數千名的抗議者將會出現。這場遊行是史無前例的，它並不是當前反核電廠示威的一部份。通常高圓寺遊行的平均人數約200到500人，但這次透過推特（Twitter）還有其他網路管道，資訊被散播出去。演員松田美由紀（日本傳奇演員松田優作的遺孀）也將消息散佈出去，雖然她本人無法親自參加遊行。就我所知會參加的藝人來說，遊行的規模應該是浩大的。

作為一個英國的寫作者，我習慣看到並參與和平的街頭遊行，但是在日本，我們並不常見到大規模的遊行。你認為真的有可能政治化（politicalize）日本青年嗎？

我想日本青年在思想上已經被政治化。我們能夠對爛政策以及社會議題保持無知，只享受我們經濟的富裕。儘管如此，這個災難與危機已經如此巨大地影響我們生活，特別是東京與東北，以至於原本不熱衷政治的人們，正發展出強烈反對核能電廠的情緒。此外，我想強調，因為這是一個不是由工會或政治團體主辦的大規模遊行，我認為這將會是一個特別的經驗。接下來的幾個月，會有更多類似這樣組織方式的遊行，但是我想這將降低日本青年參與廣泛政治運動的門檻。

你從2007年參與地方區議員選舉的經驗學到什麼？你認為透過傳統政治程序能夠達成你的目標嗎？

我不相信現在的政治程序會讓我們的社會更好。真要說的話，它的影響是負面的。即使你投給某個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會使社會更美好」的心態，本身即否定社會參與。不過，我並不反對選舉制度…

2007年參選區議員，我並不打算成為一個政治人物。日本對於街頭活動是嚴格的，所以你只有以候選人身份，才能在公共場所這樣做。我利用了制度，來表達我們想要做的事，並且得到許多注目。我們製作街頭演出與劇場，許多保守民眾為此吃驚，然而年輕人很熱情。我想結果還不錯。

整場活動是宣傳反核，你有任何能源的替代方案嗎？

我不知道（笑）。給你幾個例子，太陽能發電，地熱還有風力發電。我還聽過潮汐發電，不過我不是專家，我對此並不確定。儘管如此，有一件事我是確定的，就是我寧願過著少用些電的生活，如果我們必須承擔我們現在看到的風險。日本電力的使用非常浪費，譬如說一條道路的路邊有20台販賣機。我想有很多替代能源，不過我們的首要任務是阻止核電廠。

另外，我想指出集會就環境上來說是有效益的，集會更好玩，使用更少的電，如果與每人在家獨自使用電力做比較的話。像東京市長那樣，要求節制賞花是完全相反的。他們應該鼓勵整年賞花，以便節能（笑）。

當我們將你們的反核電遊行訊息貼在網站上的時候，得到超大的迴響，絕大部分來自外國讀者，這有令你吃驚嗎？

不。日本媒體故意輕描淡寫危機，說什麼我們很安全，還有不會有立即影響等等。然而國外媒體一直報導，情況非常危險，並且描述為最嚴重的意外。國外民眾有不同的反應，並不意外。我的許多朋友，從國外打電話或寫信說日本人怎麼會說他們很安全？一點也不安全！

為什麼遊行選擇在高圓寺？為什麼不選在東電非看到不可的地方？

許多年輕人很忿怒。在高圓寺舉辦遊行是自然而然的，這裡年輕人組成很大的一部份人口。雖然我認為遊行反對政府和東電是需要的，但是這場遊行是由一群生活與工作都在高圓寺的人籌畫的。危機已經對我們的生存安全早造成不良影響，我想從我們生活的地方，表達我們的意見是理所當然的。

讀者有任何方法能夠更涉入類似的活動嗎？有通訊或是群組信嗎？

你可以加入素人之亂的群組信，得到演出，電影放映或是公共演說的資訊。不過我們主要發展另類社區與空間，通常來說我們不會鎖定核能議題。如果你對核能議題有興趣，可以聯絡我的店然後我可以協助你連繫反核電廠團體。我偏好面對面的溝通，所以歡迎你在任何一個夜晚經過，和我喝杯啤酒。

【專訪】素人之亂松本哉：我們就是來亂的！

2011/05/28  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記者 鐘聖雄 / 台北專訪；陳炯霖 / 日文口譯

福島核災引發日本社會反思核能問題，東京都高圓寺一帶，更在4月10號時上演了一場空前的反核大遊行，估計有1萬5千多名日本民眾走上街頭。值得注目的是，這場遊行並非由任何政黨、環保NGO策劃發起，而是由一家名為「素人之亂」的二手商店，透過FACEBOOK、TWITTER等網路媒介所促成。日本媒體甚至將這場高圓寺反核遊行，拿來和埃及民主運動比美，並將此稱之為「TWITTER革命」…

素人之亂5號店店長松本哉，幾乎就是這場反核風暴的核心人物；他與社運行動者樋口拓朗今日現身台北街頭，除與台灣反核團體交流心得外，也為他們將在6月11日舉辦的日本全國反核大遊行，進行國際串聯工作。 

以下為記者與松本、樋口的訪談整理內容。

樋口拓朗（左）與松本哉（右）

PNN：素人之亂是什麼？你個人如何定位自己？

松本：素人之亂就是一家位於高圓寺的二手商店，我們的理念就是鼓吹大家減少消費，創造一個不同於「浪費生活」的社會，讓生活可以過得更簡單。日本媒體老是把素人之亂寫成是一個NGO，但我們真的不是，純粹只是一家商店罷了。

松本：硬要說的話，我就是一個很會抱怨的人。我覺得自己從來就不是什麼組織者、革命家、無政府主義者，我就是來亂的，只是想過自己想要的生活。你們想冠在我身上的那些稱呼都不適用，還是叫我店長就好了。

樋口：在高圓寺，也不會有人覺得松本是領導者，大家都覺得，他就是一個來亂的人而已。所有的擾亂行動，都是大家集體行動的成果。

松本：媒體會想把我定位為什麼領導之類的，於是就來採訪我很多事情，但很多事情說實在我也不清楚也答不出來，常常讓媒體覺得很困擾。（笑）如果想改變社會，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像素人之亂，或像之前的埃及革命一樣，沒有核心領導，政府就不知道要幹掉誰才好。現在從北海道到沖繩，陸續都有類似的形式出現，他們搞音樂會辦遊行等等，都是結合社區的方式。

松本：我們最大的目的還是要造成社會混亂，這樣才會產生效果。

PNN：在《素人之亂》紀錄片中，你們過去號召的行動都沒有多少人參與，最多就是幾百人，為何這次高圓寺反核，你們甚至不是什麼環保、反核團體，卻可以號召到這麼多人？

松本：311地震之後，在東京就可以直接感受到輻射污染的恐怖，居民連水能不能喝、衣服能不能晾都不知道，非常恐慌，於是周遭的人，就都覺得該走出來了。當時我們完全沒有和其他團體串聯，從號召遊行到走上街頭，總共只有10天的時間，高圓寺附近的年輕人都知道素人之亂有在辦活動，所以這次一說要辦，很多人就自然走出來了。我看見90％以上的人都是第一次走上街頭，且幾乎都是年輕人。

樋口：更正確的說，其實是老牌反核團體和日本綠黨，邀請素人之亂一起號召遊行。對老牌團體來說，他們發起抗爭，最多也只會來1千多人，所以這次我們一弄，來了1萬多人，他們也是很震撼。

松本：其實我們真的也沒料到會有那麼多人。一開始我們去跟警察申請遊行的時候，說會有1千人參加，警察還笑我們說，「你們的話不會有那麼多人啦」，要我們申請500人就好，所以我們也就只申請500人。結果當天人不停地大量聚集，警察都被嚇到了，包括我們自己也是。（笑）

PNN：素人之亂和所謂老牌團體的差異是什麼？為什麼他們只能號召1千人，但你們卻號召了上萬人？

松本：以前老牌反核團體是特定政治團體在操作，都講一些很難的事情，聲明一發出來，大家都看不懂，就覺得是特定的人在搞的東西。但素人之亂主張很簡單，就是核電很危險，我們應該把它停掉，很清楚，然後調性很輕鬆，就是來玩的感覺，所以一般人會有「我也可以參加」的感覺，願意一起走出來。

松本：素人之亂的成員也都是愛玩的人，有點在耍白癡的感覺，所以一般人看我們，覺得「連他們都可以，那我們也可以一起走出來」，就是這樣。

樋口：但其實老牌團體是真的很厲害，很多人也是先在網路上讀了他們的分析文章，改變了過去的很多想法，最後就一起站出來。

PNN：上次你們主要的動員方式是什麼？

松本：動員形式還是網路居多，例如TWITTER、FACEBOOK都有，然後也印傳單宣傳，沒有什麼媒體宣傳。這次不同的是，有很多影歌星一起號召，這也有影響。埃及革命也是用網路動員，結果年輕人都衝出來，而且沒人帶頭。當時我覺得埃及好棒，沒想到高圓寺也發生了一樣的事情。

PNN：主流媒體怎麼看待上次的遊行？

松本：遊行之前，媒體以為只會有5百人，所以都沒太大興趣，但當天因為人不斷聚集，就開始有媒體陸續來問。現在媒體也漸漸有興趣了，都會問我們之後要採取什麼行動，下次的遊行有什麼規劃。主流媒體的報導，都聚焦在年輕人的政治參與和「TWITTER革命」上。

樋口：包括NHK、朝日聞等等主流媒體，都沒有報導4月那場大遊行，但後來我們5月又辦，就都有報導了。4月時，報導的都是獨立媒體，遊行隔天，YOUTUBE上就出現150幾則相關影像，所以主流雖然一開始不報，但獨立媒體的迴響很大。在這次的議題上，主流媒體蠻友善的。

PNN：那場遊行有為日本社會帶來什麼改變嗎？

松本：最大的轉變是，遊行前大家都想著要重建的事情，很少有人去譴責核能政策。但遊行之後，大家就開始去反省核能帶來的危害，比較願意把聲音喊出來。在那之後，日本全國各地出現零星的遊行，然後5月時，菅直人說要停掉濱岡核電廠，不過不是很確定那究竟是不是運動的效果。

PNN：過去你們曾反對《電器用品安全法》（PSE），主張老舊電器都應該被持續使用，但那些電器其實比較耗電，你們這次反核卻喊著要節電，有沒有這方面的批評聲音，說你們自相矛盾？

松本：沒有人針對PSE與反核的事情，說我們矛盾。當時反PSE，是因為政府鼓吹企業一直製造新產品，然後銷售給老百姓，這也是很耗能源。不是說新產品省電，就可以不看製造過程的能源消耗，然後把明明還可以用的舊商品丟掉。

樋口：在日本，有3/4的電力是企業在用，繼續鼓吹製造行為，用電量永遠不會減少。所以老百姓就算買新家電，也不會省電到哪裡去。

松本：素人之亂就是要創造不同於「浪費生活」的社會，那是我們的理想，想把社會帶到那邊去，所以PSE的時候，就是在反對浪費。反核也是一樣，核電就是製造大量電力，要大家盡量用，這樣繼續下去，社會不會改變。現在是跳到不同層次，以前是檢討自己生活，現在是檢討政策。

樋口：也有人在罵素人之亂，說我們只會反對，卻不提出替代方案。但素人之亂一開始就在告訴大家改變生活方式，依賴核電廠，絕對不會讓社會結構產生任何改變。



PNN：6月11日你們又要辦遊行，這次和之前在形式上有什麼不同？訴求又是什麼？

松本：雖然菅直人之前說要全面檢討核能政策，但他最近在G8高峰會時，卻跟各國代表說，日本要建立全世界最安全的核能電廠，所以我們認為要發起更大的抗爭。這次的行動是全國性的串聯，目前確定北海道、大阪等都市都會有行動，其他城市也都有，大概再1個禮拜後，才能更確定哪些地方會有行動。

松本：光是看東京的話，包括新宿、澀谷、芝公園，都各會有一場遊行，最後隊伍會集結在新宿。之所以會把遊行隊伍分開，一部份原因是老牌環保團體和我們的調調太不相容了（笑）。有政治團體一上街頭就是要在頭上綁布條，然後呼口號；環保團體的調性就是要強調環境的美好，但我們就是來亂的，和他們走在一起，他們也會受不了，所以分開比較好（笑）。

松本：我們這次的訴求主要有3點，分別是：一、盡早關閉所有核電廠；二、日本政府不可上修輻射容忍量（註：從1毫西佛上修到20毫西佛）；三、提出更具體的替代能源政策。

PNN：有預期造成什麼效果嗎？

松本：核電廠會有定期停機檢查，福島核災後，陸續有電廠停機檢查，現在2/3的日本核電廠已停止運轉，如果運動持續施壓，明年剩下的1/3也會進入停機保養。這是最容易達到的方法，自然而然讓核電廠停機檢查，再讓他們無法通過安全檢查，核電就不能動，這樣比較能讓社會接受。

PNN：最後，有什麼想對台灣民眾說的話嗎？

松本：核四的原子機組是日本賣給台灣的，身為日本人，我覺得非常抱歉。日本的笨蛋企業為了賺錢，跟台灣人說核能很安全，但現在我們知道核能很危險，人類也無法征服大自然，所以希望台灣和日本社會可以團結起來，把所有核電廠都關起來。

※ 有關「素人之亂」紀錄片播放與講座行程請點這裡 ※

※ 為響應日本6/11反核大遊行，並阻擋立法院通過核四140億追加預算，諾努客與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也將在6/10發起包圍立法院行動 ※

松本哉新書《貧乏人の逆襲》摘譯──〈Demo作戰〉和〈三人示威〉

週日, 2008-07-27 12:41 — 朱凱迪

  
〈Demo作戰〉
頁一零九至頁一一一 張建元譯

迪按：松本哉關於示威的看法跟日本的空間管理文化很有關係。日本城市公共空間的管理邏輯，是愈公眾的地方愈嚴格，以吸煙為例，禁煙的主要範圍是室外的街道，而不是室內的餐廳。松本哉說，連在公眾地方喝酒也會被警察過問。無論是示威或者參與地方選舉，「素人の亂」都視之為手段，重點是能否突破使用公共空間的制約﹝無論是成文或不成文﹞。因此才會出現這種香港人難以理解的想法：示威是警察免費提供的流動party場地。

接下來是，搞叛亂的方法，說白話一點就是介紹佔據街道的方法，如果在街上隨意胡搞，警察有時會跑來找你麻煩。應該說蠻常跑來找你麻煩。這很煩人。「你們有沒有申請道路使用許可？」「不可以用火呀！」等等，真是麻煩的極致。「沒什麼關係嘛，只是喝喝酒而以呀」這樣回答他們呢，普通的警察伯伯就會說「那你們別亂丟垃圾呀！」，但要是碰到一些抓狂的警官就會變成「胡扯！我要以違反道路交通法逮捕你們！」開始說一些複雜的事情。明明對賣食物攤販的老闆和路邊彈唱的街頭歌手，或是賣一些飾品的外國人不會找什麼麻煩，只要我們稍微吵了一點就好像眼中釘似的開始找麻煩。難得有機會吃吃火鍋，沒有人會想要去處理這些狗屁倒灶的事。但回過頭來想，你說要在火車站前辦個飲酒作樂的聚會，也沒有人會發道路使用許可給你。

這種堅定不華麗的火鍋鬥爭也很重要，但這世上還有一種叫作「示威」的很棒武器。只要先跟警察局通報一聲，他們也會讓我們使用從出發地點到目的地點的道路。而且，還附上警察伯伯的交通引導。這真的很棒。這當然不僅僅只是個遊行而已，每個人可以把自己的想法主張在街上自由射出。當然，這是免費的。

嗯，如果你有看國外的新聞，你就會知道示威這種東西，通常是自然而然的發生，然後越滾越大變成了一大事件，本來不是件需要取得許可的事情。但，日本的制度就會要求你要愚蠢地在事前報備（啟不是跟台灣集遊法一樣......）。但，只要仔細想過這也代表著我們只需通報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好吧台灣還是會審查審查西）

對於這個世界抱持著許多不滿和怨言，像我們這樣的窮人而言，這不是正合適的系統嗎！好，對社會已經怒不可遏的各位，因為太窮而什麼事都沒錢做的各位，想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活動而在街上閒晃的各位！來狂辦示威遊行比較好唷！！

變成有點題外話，還是也稍微談一下關於警察。警察除了抓小偷等維持城市治安的反面，他們也會對於付薪水給他們的老闆，也就是國家和政府做為有意見的傢伙進行妨礙，有這樣的面向。所以不管是在商店街還是在公園搞活動，只要有一丁點對這個世界不滿的意涵，他們就會無所不用其極的想要終止活動。更何況是你想要辦集合了對社會抗議和不滿的示威，那更是不得了。他們為了想要把那示威給壓制下去而胡作非為。他們妨礙發傳單，要是有路人覺得很有趣而想要參加，就會胡謅些「你要是敢混進去就把你逮捕」之類的言語來妨礙，真是毫無意義。

可是，我們來想想看為什麼他們要當警察呢？20歲左右想要當警察的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當然有人可能是因為正義感而當警察，但我們可以從在街上時常遇到的職務詢問知道，可能是以前被人欺負過而心理不平衡想要報復耍威風，或者是以為只要是國家說的就是對的，總之不是什麼好東西。

和這樣的傢伙爭執下去雖然也不是什麼辦法，但只要一上街就對你上下其手。這真的很麻煩。但！警察只會以法律做藉口對我們進行毫無意義的干涉，卻不考慮世上所發生的事，怎麼能和我們這種每天都在想著「有沒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呢？」到處晃來晃去的人相提並論呢？你讀到後面就知道兩種人的腦袋瓜的好壞當然硬是不同囉。

另外，在補充一件事，說到示威就會想到偶爾會在街上看到一邊喊著「反對○╳！」一邊拖著長長隊伍，這種看起來就很無聊的東西嗎？想法太單純了！我可沒有說要搞得像那樣死氣沉沉的。而是使用道路，用你所能想到的任何方法來表達你所要表達的，衝擊滿分、亂七八糟、五顏六色的大騷動也是可能的！所以我不會要你們去搞些無聊的示威，就繼續讀下去吧。

接下來就介紹些，最近辦過的示威例子給大家看看。

  
〈三人示威〉
頁一一六至頁一一八 張建元譯

迪按：三人示威的背景是，「素人の亂」一直以「柔性」的手法來應付警察，維持着既不鬧翻，同時逐步爭取突破空間使用。松本哉向我們表示，"The police are the enemy. In Japan there is a culture that if you become friendly with someone then they trust you. Of course, the police know we are enemies. I don't give any information to them. Knowing that, I try to be as friendly as possible. Slowly the police come this way. The plain clothes police (kouankeisatsu) complain a lot but the local police may even protect us."據我初步的了解，日本並沒有特別規管示威遊行的法例，主要用來規管示威的法例是《道路交通法》，而示威者要申請/通報的，不是示威本身，而是對道路的佔用（台灣的集遊法就是要看你示威的內容......）。「素人の亂」的玩法是，有時向警察報告有幾百人示威但全部人「甩底」，有時又在示威中刻意違反道路交通法，這個「三人示威」，是一輪虛虛實實的示威後一次變奏。「素人の亂」只向警察說有四個人要示威，最後真的只有幾個人出來，但警察卻以為那是「素人の亂」的陷阱，於是照樣派了幾百人來。令警察落入明知被玩但又吹唔脹的尷尬局面。

因為上次辦了一場超級無敵酷炫示威，之後，杉並警察局大為光火。「絕不再讓你們辦第二場示威了！」大概是這種情形，我們想說這樣辦不了示威的話也挺糟糕，於是想出了個讓憤怒降溫的作戰。

我們想出的妙案就是「３人示威」。我們想說警察應該不會相信我們，我們說３個人要辦遊行，也真的只去３個人。總而言之，是個向警察宣示忠誠的示威。先辦了這個，下一次再來搞個什麼也肯定沒問題的！

隔年的２００６年１月左右，我們就跑去申請示威，一踏進警察局的瞬間警備課的野╳先生馬上衝了出來「你們跑來幹嘛！」「上次那算什麼示威呀！」很生氣的樣子。我們小心翼翼的提出「那個～，我們還想再辦一次」，居然回答我們「不行不行！不能再讓你們辦了」，或是「我們這邊不接受你們的申請了！要的話去找警察總局（櫻田門）找他們談。」，或是「為什麼要跑來我們的轄區呢。去別的地方辦嘛。去渋谷呀渋谷！」等等各式各樣的爭議發言連番上陣！（這反應也蠻有趣的）

這樣遲遲無法有所進展，我們只好像功課不好的小學生一般，坐在那聽了一個小時左右的訓話，野╳先生的怒氣也似乎消了許多，「那，你們下次想要做什麼？」自己主動問起我們（好耶，我們做到了！）以及，將現場想到的「我們要求廢止在車站的廁所賣１００日圓的衛生紙」記入「示威目的」項目裡頭（這時候似乎也有點不高興），這樣達成了示威的第一步。

到了示威當天。儘管我們以參加人數４人進行申請，但１人睡過頭所以還是變成３人。於是３個人到了出發地點的阿佐ヶ谷車站北出口的公園一看，果然，警察整整排了一整排！懷疑會有上次那樣的騷動還有十多個便衣刑警。我裝做沒事偷聽警察的無線電通話，似乎在附近有鎮暴警察的巴士待命。喂！都已經說過幾遍３個人了，果然沒有相信！野x先生看到真的只有３個人也「咦？只有這些！？」顯露出一副大失所望的樣子。更向我們耳語透露道「很傷腦筋耶，這樣。都叫了這麼多的警備的人來了」。可以想像，警察內部的示威事前推演還是什麼時自己怒斥「不，他們肯定在說謊！絕對會有一堆化身為暴徒的年輕人中途殺過來！！」，結果現在面子全無。所以說嘛！真的只有３個人呀！真是的！出發以後也，只有３個人走路而已。可是走得不是步道而是車道，前後還有警官一邊進行交通管制，一邊行進。交通管制用的車輛也出了幾台。相當可笑。

警察大概也因為太沒有事做了反而有點神經過敏。我們只是邊閒聊邊走著就向我們嗆聲說「喂！你們這樣算什麼示威呀！」或者「沒有要說些什麼嗎？不用說『反對○╳！』嗎！？」，我們中頭看到間有趣的雜貨店想要進去，就會被罵道「不行不行！不行亂晃！」。當示威到一半時，警察似乎也不想幹了，「好了！結束了結束了！快點結束！」或者「剩下你們就自己走步道！警察伯伯要回家了！」開始說出不負責任的話，「我們很忙耶，別這樣，請你們幫幫忙嘛，松本君，山下君！」或者開始說些很軟弱無力的話。「再一下嘛，再一下嘛！」還要我們拖住，到終點的高円寺車站，只花了預定時間的一半的４５分鐘就走完，平安地結束了。

by香港獨立媒體

塗鴉少女：人同城市之間的關係

Co-China論壇第二十場討論的主題是藝術同政治之間的關係，我們訪問了塗鴉少女，下為少女的發言整理。

我們是誰不重要

我們好多時候都會講到艾未未，對於我是怎樣的，所以我就做這件事。我覺得這種這樣的……其實那件事是否真的關於艾未未呢？其實他只不過是一個引子，正如，證明我是一個引子，正如艾未未也是一個引子。

我覺得那個塗鴉有趣的地方，當大家用這個作為icon（標誌）的時候，究竟我是誰，開始不重要了。即是社會可以借用這種方式，這一種所謂藝術，去豐富它的內容，或者甚至去開拓一些新的可能性。究竟我是誰或者艾未未，本來有些什麼，本身做了什麼特別的事，這不需要，已經不是重點。

對塗鴉的期望

例如話有些相，因為我很久沒有回去，或者其實已經洗了。我覺得有兩件事，一件最令我感動的可能有一個途人，一個老伯會駐足，看這一個圖案。我想做的就是這麼多，只是挽留這些途人，可以令他駐足五秒。令到pathway（行人路），這可以是一個常識的載體。第二件事是大家開始做塗鴉，我覺得這件事很尷尬，大家做塗鴉。變了一件很public（公開），「哇，我們一齊做塗鴉」，又或者好合法地做塗鴉，其實是一件相當尷尬的事。但也算是每一小步在開闢那一條路，未必次次都對，未必次次都達到我們想達到的效果，但是我們是嘗試可以令到這條路闊一點，可以多一些人一起去走。

無意識投降

例如關於塗鴉這一件事，你最大的反對是浪費公帑和破壞市容。破壞市容？我們是多麼的奴隸心態，我覺得這堵牆帶有一個message（信息），這是污糟，這是破壞市容。有沒有人說那些大的脫毛廣告，在旺角那些，不是更破壞市容嗎？（eg.那些貼在光華商場上的HTC殺人手機廣告）為什麼我們要付款才能講一個message（信息）。這是一個嚴重地，十分奇怪的心態。這個城市是屬於誰的？誰可以決定這就是醜陋，這就是破壞市容，這就不是，我付了二萬元，這就不算破壞市容了嗎？我覺得主流的聲音，例如我的朋友send message（發短訊），叫我不要理其他人怎麼說，「我支持你」。叔叔嬸嬸（清潔工）辛苦，我也覺得他們很辛苦，我們不能因為他們很辛苦，就不做這事（塗鴉）。（而是）我們要去改變，是什麼令到他們很辛苦，要洗這些東西。但香港十分conform to（遵從）主流的論述。

人跟城市無關係

基本上是和這個城市沒有關係，我覺得，很多我認識的朋友，在這個城市基本上是沒有關係。例如一放工就是回家，與城市有的關係是最alienated（不合群）的關係。例如迫地鐵，每一刻在這個世界上也是令他更憎恨這個城市。或者在公司，可能在一個cubical（方塊）裡面，坐在這裡玩facebook，之後放工，八九點放工回到家。這個城市只是一個pass through（通道），你不熟悉這個城市，也不知道這個城市其他人正在做什麼。這一種狀態令到很多人和城市。這個城市什麼也不讓我做，那我可以怎樣？為什麼我要愛這個城市？很難說服他們。他們在這個城市，政府給予他們的身份就是一個道路使用者，你不是城市的一份子，或者擁有這個城市的人，你沒有權做任何事，除了經過之外。你怎樣和這個城市有一個深切的關係呢？這個關係如何建立出來，是要參與，為城市做一些事情，探索這個城市，感受這個城市，body-live experience（親身經驗）。你如何重新reclaim（取回），我們很可悲要去claim（獲得）一個主體性的城市，而不是被他人代替，其他人幫你發出「行路就是最重要的，開車就是最重要的」（這樣的聲音）。被代言了。
（看到捷運上的廣告，眉頭一皺，為什麼我們一天到晚喊著台北要像倫敦、紐約、巴黎或曼谷？為什麼我們不能驕傲的說，台北就是台北，或者＿＿就是＿＿？）

藝術的重要性

香港人最熟悉的一個例子，宮崎駿。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宮崎峻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想做的事情就是，他覺得為什麼他不拍戲或者畫畫呢？也就是他的justification（辯解）。他覺得動畫明顯是假的，沒有一個可以作為ideological machine（意識形態的宣傳機器），沒有欺騙人的作用。他所畫的東西，他認為他所畫出來的世界是比真實更真的，因為這個真實被很多途徑，definition（定義），被霸權干涉了。他不是想我們消費那個真實，他想解放這種對於怎樣詮釋真實，是否只有這個現實？例如你剛才說我們這個世界好像很開放，我可以是馬克思主義者，你可以是新自由主義者，是否真的是這樣呢？你背後有一個，你無論如何有什麼政治的立場，你都是生長於這裡，你沒有辦法不是，你每一天的生活也會被資本主義所控制。

藝術的政治

究竟你怎樣想像你在這個世界是怎樣？為什麼我們連想像也要交託給其他人？而藝術的顛覆性就在這裡，本身不是政治的藝術，不是藝術作為一項工具如何去傳播一些政治的信息，而是藝術本身已經擁有根本的顛覆性，本身已帶有政治性。

理想的世界

我心目中的utopia（烏托邦）是大家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by 香港獨立媒體

網路崛起名嘴當道 兩岸知識分子都快沒了

【聯合報╱記者陳思豪、陳宛茜】 2011.05.23 03:01 am

當許知遠遇見張鐵志

網路崛起，名嘴當道，速食文化與消費社會取代了書香社會。從美國到台灣，許多人感慨，廿世紀像魯迅、胡適、殷海光那樣影響民意的公共知識分子，在新世紀消聲匿跡。

還好江山代有才人出。北京作家許知遠，卅出頭便多次入選中國的百大公共知識分子名單（好酷的名單噢！），被譽為「中國最年輕的公共知識分子」。本刊邀請他與擅寫文化、音樂與政治評論，同樣被稱為「年輕公共知識分子」的台灣作家張鐵志，以「公共知識分子」為題進行對談。

 

劉曉波是大陸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知識分子。圖為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空位是留給人在獄中未能出席領獎的得主劉曉波。（法新社資料照片）

問：常有人感歎，台灣的「公共知識分子」消失了。在兩岸，兩位都被稱為「公共知識分子」，你們對於這個頭銜有什麼感覺？

張鐵志（以下簡稱張）：我最近發現一件事情，台灣好像真的沒有知識分子了，特別是五十歲以下、非學院出身的更是缺乏。以前曾經出現過南方朔、楊照這些前輩，在媒體上發表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觀點，但現在具知識性、宏觀觀點的文章非常少。

公領域薄弱 缺深度討論

許知遠（以下簡稱許）：知識分子這個說法我一直不喜歡，我只能說我是一個社會的觀察者，知識是我們的手段和工作，用來滿足好奇心的一種方式（就算只是手段我還是學習不完）。我認為知識分子和評論家、時評家沒有什麼不同。

張：我最近在寫一篇文章，提到台灣有知識分子衰弱的問題，從1980年代解嚴到1990年代中期，台灣公共領域是非常熱絡的，有人形容當時是「文化評論」的黃金時代，楊照就是在那時候崛起的。

但1990年代中期後，公共知識分子某種程度上開始衰弱。這種說法有點危險，因為很多知識分子還是企圖用不同的方式去介入社會，例如在媒體發表評論、參與社會運動。但台灣的公共領域卻比之前更薄弱，缺乏豐富、深度的討論。

學科專業化 失整體判斷

 
圖／聯合報提供

會產生這樣的情況，我認為有兩個因素，第一是學院知識分子被學院的教育給制式化了，大家無法跳脫書本中的知識；另一個原因則是媒體的膚淺化和輕盈化，不容許深刻的文章出現。其實知識分子的專業化程度還是很高，還是寫出很多專業的文章，但少了宏觀的角度、對時代精神的掌握。而這些恰恰是知遠的強項。

許：知識分子都必然具有它的公共性，也是一個相對現代的產物，因為它是針對過去一、兩個世紀以來，整體知識越來越具備專業化、分工化而衍生出的反抗群體。但也因為學科越來越專業化、分類太嚴密了，使得知識分子失去了整體的判斷能力。

張：我對大陸現在的媒體環境有點欽羨。他們對公共領域的討論相當蓬勃，雜誌、報紙有很豐富的評論，學者也很習慣去寫非學術性的文章，發表一兩萬字的長文（乍想之下覺得上萬字很多，可是盧非易老師寫的上萬字文章好看到欲罷不能）。台灣學者很少做這樣的事、覺得浪費時間，最多在報紙發表一兩千字的評論。

台灣以前有當代、中國論壇、島嶼邊緣這樣思想性的刊物，現在幾乎只剩下聯經的「思想」。

臉書微博 意見分散零落

許：過去十年中國知識分子的活躍跟專制政體有密切關聯，壓力越大出現反抗的聲音就越大。特別是過去幾年，我們對中國存在的幻想破滅，我們曾幻想某種階級如商人、資產階級的崛起，可以變成某種力量改變中國，但最終都沒起到作用。

過去中國的知識分子確實做到某些改變，因此大家將部分希望轉移到他們身上，希望他作為推動社會的新力量。1980年代知識分子的力量非常巨大，跟台灣1970年代相當類似，但1990年代卻完全瓦解，許多公共平台因此消失，這是專制體制所造成的結果。

當然也有其他原因，如冷戰之後大家對娛樂化、消費化有過度重視傾向，讓大家重視其他物質生活的東西，這在台灣、歐洲、美國都是如此。此外當你生長在facebook、微博的年代，你的意見或許有連結的作用，但也會因此而分散沒有一個完整的統一性。（我完全沒有想到web2.0還有這種影響......）

網路發達 打破訊息壟斷

張：我們也可以換個角度想，權威時代，知識分子有一種啟蒙者的姿態，但現在變成一種分工的狀態；在社會運動中，詩人寫詩、NGO動員、知識分子提供政策分析，這樣或許也是種好事，因為知識分子不再高高在上。

問：科技日新月異，兩位認為網路在知識分子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張：網路的出現，肯定是件好事。它抵抗保守的政治與主流媒體，讓人們不會過分仰賴媒體，當然這當中會出現很多好跟不好的東西，但好的部分還是會被大家看到。台灣這點相當不錯，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政治評論、影評、樂評的出現。

中國政府希望控制網路的影響力，但這是不可能的。網路打破了中國政府單一訊息的壟斷，政府要操控民族主義，卻適得其反衍生出反政府主義。

言論爭鳴 淘汰混亂體制

許：從前只有一些人可以說話，言論必須經過很嚴格的標準審核才能發表，要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必須要有很高明的論述。但現在大家都可以說話，當大家都變成作家的時候，就變成沒有人願意當讀者，因此帶來許多價值觀的混亂。要改善這些問題，必須要重新訂下新的標準，我對這些感到並不樂觀，畢竟這會造成知識分子水準的下降。

當網路技術將力量授權給每個人，每個人的聲音相對都被放大，很多無謂的東西也被放大，因此必須有健康的社會體制，自己去做淘汰跟篩選的動作。

張：雖然中國存在著網路民粹，但我們要保持樂觀，至少網路打破了單一的壟斷，民眾不會只接收到一項資訊。

【2011/05/23 聯合報】

毒物管理鬆散 重創台灣（謝和霖）

2011年 05月28日  

昱伸香料公司在食品添加物起雲劑裡違法加入塑化劑DEHP事件，因牽連到眾多廠商的運動飲料與果汁，且時日長久，對大眾健康的影響不下於中國毒奶粉事件。

對於這起驚動社會的違法事件，固然要感謝衛生署楊姓檢驗員的警覺心夠，但也可從中探討我國的毒化物管理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而造成環保署等主管機關竟未能及早發覺這起違法事件。我國《毒管法》將毒性化學物質分成四類，其中前三類為被確認具有難分解、慢毒性或急毒性的物質；第四類為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的物質。目前在市面上的化學物質約有十萬種左右，許多都有毒性，然而被我國列為毒性化學物質的只有271種，且其中有78種（超過4分之1）只被列入管理較為鬆散的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原因為何？這是因為環保署自覺人力與經費不足，或是原本即不願承擔龐大任務，而利用《毒管法》的授權，制定了毒化物篩選認定原則，只有劇毒物質才能列入前三類。即使符合了篩選認定原則，但毒性游走認定標準邊緣但使用量龐大的毒性物質，仍需克服廠商的反彈才能夠順利列入前三類，DEHP即為一例。

輔導毒化物管理

研究中心列入第二B類致癌物，但於2000年又被降級為第三類致癌物，不過旋即於2001年被歐盟列為第二類的生殖與發育毒素，並於2008年被歐盟列入其新建立的化學品管理制度REACH的高度關切物質清單，歐盟化學總署並於2009年建議該物質須取得許可後方得在歐盟市場上販售或使用。

DEHP於1999年被我國列為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後，也經過一段時間的毒理資料蒐集及污染流布調查。根據其毒理資料及環保署的篩選認定原則，即應列入我國的第一類或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然而，環保署幾度舉辦公聽會或研商會，徵求各方意見後，最後還是回歸原點，仍被列為第四類毒化物。廠商認為DEHP等塑化劑使用量龐大，使用者眾多，且使用者多為中小企業，若列入前三類毒化物，則包括要取得運作資格、設置專責人員以及申報運作紀錄等作業，將加重其經濟負擔，而失去競爭力（所以為了提升競爭力，人民你們就自求多福吧......是這樣嗎！！！）。這種經濟考量雖然不在環保署的篩選認定原則裡規定，但在廠商結合民代等政治勢力，最後還是讓環保署重重拿起，輕輕放下。即使當前執政黨一黨獨大，也無魄力將其歸類為第二類毒性物質。究竟是環境與民眾健康重要，還是這種飲鴆止渴的經濟競爭力重要，似乎成了政治人物的難解習題，也讓環保署常常忘了本身的職責。

經濟部在國光石化決定撤案後，喊出石化業高質化的政策口號，但實際作為尚未見端倪。對於如何輔導我國眾多中小企業，改用較安全的材質，或者提升其能力，使其能夠配合毒化物的管理，這應是產業高質化相當重要的一環。而不是任由眾多大中小企業以數十年如一日的慣行作法謀求自己利益卻危害環境與大眾健康的公益，並讓我國的毒化物管理原地踏步。同時政府也應加強毒化物管理的人力與預算配置，要求環保署擴大並加強毒化物的管理，莫讓眾多毒性物質到處流竄而無法掌握，甚至受到濫用，戕害人民健康。

作者為看守台灣協會祕書長

「台語」 讓人不安的稱呼

2011-05-26 中國時報 【羅肇錦】

這幾天報紙上又開始炒「台語」，這個讓人不安的稱呼，標題上說「台語改稱閩南話是去台灣化」（自由時報五月二十四日），我直覺的感觸是「閩南話改稱台語是去客家化」。

在學術界，「台語」（Tai language）本來是指今天的「傣語」，而民間所流行的ho/lo hue學術界都稱閩南方言或閩南話，譯成英文時則用Minan dialect。

後來在台灣的大眾傳播，把「台灣的語言」簡稱為「台語」，而台語之中又以閩南語最流行，說這種話的人也最多，於是大家都不顧事實，把台語等同於閩南語，譯成Taiwan language，更有人就從Chinese對譯出Taiwanese。

以「台語」或「台灣話」來代表閩南話，犯了以偏概全、以大吃小的謬誤。這個稱呼有兩個盲點：第一，內涵上並不符合台灣所有的語言，容易引起原住民、客語等族群的不滿；第二，對廣大的閩南話不利。因為使用台灣話來代表閩南話，就自外於其他地方的閩南話，如海外的閩南話，如福建各地的閩南話，他們不可能稱他們的閩南話為「台灣話」的。因此以台灣話代表閩南話，是自我減弱語族勢力，自我縮小語言疆域的矮化做法，殊不足取。

放眼世界各地語言，向來稱呼從根據地搬移到別處的自己的語言時，都不另外取一個新的名稱的。如阿根廷、智利或墨西哥他們在當地說西班牙語的人數，遠超過西班牙本國，但一律稱他們說的話為西班牙語（Spanish），不另稱做阿根廷話或墨西哥話。又如在巴西說葡萄牙語的人口，有一億多，比起葡萄牙本國的一千多萬，簡直不成比例，但在巴西沒有人把巴西的葡萄牙語（Portuguese）改稱為「巴西話」。

比較不同的是美國和台灣，美國因為國勢超強影響力大（強者說話誰不聽？），所以把「美式英語」（American English）簡稱「美語」，讓國內各不同民族都認同這個自主稱呼。然而在台灣，只擁有一千多萬人口的閩南人，卻硬要把自己的「閩南話」改稱為「台語」，不但會引起其他族群的人不滿（客家人和原住民第一個反對），也因此削弱了「閩南話」的勢力，的確是非常不智的做法。

非閩南語族群，看到「台語」兩字，很自然的認為是指在台灣所有常使用的語言都是台語，包括原住民語、北京語、閩南語、客語。這與中國話包括中國境內的漢語、阿爾泰語…，不能以漢語等同於中國話，也與國語不能只以北京話來替代一樣。

但是目前有一種令人最難以接受的狀況是，很多人不能接受國語就是北京話（對吼，我們一直說閩南語不能代表台語，那北京話也不能代表國語阿；我們連國號到底是台灣還是中華民國都無法達成共識，現在又冒出＂台語＂和＂國語＂之爭哈哈），卻一再強調「台語」就是閩南話，這是很矛盾的認知。我們認為既然北京話不能等同於國語，那麼閩南話也不能等同於台語，免得被冠上「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的難堪。

至於長遠以來福建簡稱「閩」，福建一帶的語言泛稱閩語。而閩南一帶的人所說的話就叫做「閩南話」。很清楚的，閩南話的名稱是純以所居住的地域來命名的，漢方言的名稱，基本上都是從居住的地方得名的，如：「吳語」在長江口，古吳國所在地。「粵語」在兩廣一帶，古為百越之地，後改稱「粵」。「贛語」在江西一帶，向來以贛江流域為代表，所以稱「贛」。

唯獨「客語」不以居住地域來稱呼，原因是客語住地廣闊分散，無法以一個定點命名，只好以住地都是山區所以稱為「山客」（或稱山哈），「客」的原意是「山」，專指住在山上的人。因此，住在閩粵贛山區的人所說語言稱「客語」，地處閩之南的人所說的語言簡稱為「閩南語」，一點也不奇怪。

「閩」「客」的稱呼由來已久，以本人涉獵所及，「客」的本義是彝緬語「哈」（音ha）的同音字，意指「山坡陀」，「閩」的本義是侗傣語「阪」的同音字（音ba:n），意指「村子」。如果這個說法研究底定，是以當地特色產生的稱呼，無關統獨無關褒貶，那麼沿用歷史及地域的稱呼，稱為「客語」「閩語」理所當然，何必危言聳聽惹出那麼多不安？

（作者為台灣客家語文學會理事長、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所長）

放下武裝，贏得愛情

簡單來說，示弱就好像把自己的內在暴露出來，這讓不少人覺得害怕，我特別瞭解這樣的心情，因為我自己也曾經是這樣，以前我怕死了被男人傷害，以為最好的方法就是主動掌控一切，我相信只要我能操控每件事的結果，我就會比較有安全感。

觀察到有不少女性想藉由控制來保護自己，結果往往大失所望，尤其是職場上愈成功，在感情中愈不容易擺脫「掌控欲」…

也許妳剛剛經歷悲慘的離婚，或是父母親決定分居，也許還不用這麼強的戲劇性就可以讓妳痛苦萬分，例如妳的初戀男友移情別戀等等，這類的事情會讓女性有一種錯覺，以為我們下次先做好預防措施，只要控制得宜就不會再導致心碎…

事實上這是不可能辦到的事，女超人一旦想控制身旁的人，首先她破壞了兩人的親密感，其次，她還是無法保證到頭來會不會依舊是一場心碎，然而如果採取「接納」，心碎的機率卻很可能降低，我會在之後告訴大家原因…

以前我喜歡替男朋友決定他什麼時間“應該”就寢，談業務的技巧“應該”要怎樣，買東西時應該要怎樣殺價，開車應該走哪一條才快，應該買哪一個傢俱，家裡裝潢應該要怎麼擺，為了想「好心幫助」我前男友，我幾乎毀了每一段感情，在我掌控的背後其實是一種害怕的心情：我「擔心」他太累，「擔心」他花冤枉錢買到不適合的東西，「擔心」，擔心他品味沒有我好而買到和家裡擺設格格不入的傢俱…經歷幾段感情後，卻讓我逼自己學會「接納對方原本的真我」，我很高興我繞了一大圈後，學會了自己其實不能改變他人，但是卻可以改變自己，想要改變自己的另一半不但是浪費時間，同時也扼殺了親密關係。

我同時發現當我改變自己，願意示弱居下風時，我之後的幾任男友對我的態度也跟著不同。當我開始「接納」自己不是樣樣都行之後，男友的男人味瞬間湧出；當我願意「接納」自己也需要男人的帶領時，男友的自信瞬間大增；當我「接納」對方的缺點其實是他的特點時，男友的防衛心漸漸地褪去而感情的親密程度漸漸深入…

示弱讓我們亳不帶刺的彼此靠近、相互吸引，這對伴侶而言就是最好的禮物，它是一種無言的讚美──『我知道當我放下盔甲，你會對我更溫柔，我相信不需要武裝自己，因為你會給我安全感。如果有人給我一樣這份禮物，我一定會直覺的對她呵護備至，讓她知道很榮幸可以去疼惜她。』

示弱無形中讓我吸引對方的關注，表現強勢的主控反而達不到這種效果。我認同「人性本善」，相信人與人之間應該有信賴感，想要表現完美其實是想保持防衛，武裝自己會讓其他人看不到妳真實可愛的一面，也就無法愛上妳。

當妳的開始願意「surrender」自己也有脆弱的一面時，妳散發的柔軟女人味會引起對方的注意，他只會對妳充滿同情憐愛，當妳對仰慕者放棄控制，學習接納他的追求方式，妳反而消除了先前的阻礙，獲得妳一直想擁有的愛情…    — said by Zoe

文章來源 : http://mm101.url.com.tw/?p=4341

這輩子一定要出走一次啊！之我長大要當地瓜

辭去了人人稱羨的高薪工作，就為了二號土鳳梨。

《棄業日記》作者買買氏說：「人，來到這個世界上真的就只是為了上班賺錢嗎？」

買買氏，開始對出生→上學→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退休→進棺材的人生公式有點動搖。

辭職 人生開始起了變化。開始走入鄉間，接觸自然與農田。看見最真實的台灣生命力，並尋求自己的定位與所在。

現在買買氏說：「這輩子一定要出走一次啊！之我長大要當地瓜」趕快來聽買買氏分享如何當地瓜唷！

日期：05/27(五)
時間：18:30 ~ 20:30
地點：綜合院館270113教室
講座姓名：買買氏
講座現職：棄業日記作者，現為自由工作者、自由小農夫
主辦單位：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政大返穀讀書會

晚上要跟港大國事學會台北考察團一起聽演講和逛夜市，不過以後會想去看看棄業日記

跟著資本全球化 - 國際責任科技運動如何挑戰電子毒害

在追求更小、更快、更便宜的資本運作法則下，全球電子業不斷在產品上推陳出新，擴大生產、刺激消費，製造了全球成長最快速的電子廢棄物；「生產先行、風險再議」的競爭法則，則讓電子產品從設計、生產到廢棄過程，毒害物質氾濫、嚴重失控。

在台灣，電子業不斷擴大版圖的社會與環境後果正一一浮現，在地的環境行動也應運而生。從反對竹科污染、中科三、四期擴張、宵裡溪污染，到捍衛農漁民的土地與環境正義，在地環境行動面對的是以法令、科學及形式民主為擋箭牌的政府，以及看似愈來愈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的跨國電子資本。

面對資本全球化及跨國環境規範的趨勢，講者將與您分享：何以挑戰科技電子資本、管制電子毒害，需要國際行動？演講將特別分享其代表「地球公民基金會」於今年三月底，前進聯合國維也納總部，參與聯合國「電子產品生命週期毒害物質國際工作坊」及國際環境NGO策略會議的經驗。

◎講者簡介：邱花妹，英國艾賽克斯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天下雜誌記者、地球公民協會理事、台灣環境行動網理事長（並曾任理事兼永續高科技組召集人），現為地球公民基金會顧問、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為《Green Power─解讀台灣綠色競爭力》一書主要作者，天下雜誌出版。

時   間：6月17日（週五）7：10pm至9：00pm（請提早入場）
地   點：地球公民講堂，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198號9樓（看地圖），捷運凹子底站3號出口直走約5分鐘可達
收   費：免費（歡迎隨喜捐款）。
報   名：座位有限，請於6月15日（星期三）前線上報名，或電07-556-1585 轉14報名。

好險是在高雄，不然這個時間我不能去都快要嘔死了

全球大學排名 騙倒一堆校長 （彭明輝）

2011年 05月25日

英國一家備受爭議的高等教育資訊出版公司QS剛發表了亞洲大學排行榜，兩岸三地的媒體馬上爭相報導，甚至有國立大學校長對於排名提升頗感振奮。好像沒有人關心一件更根本的事：QS是怎樣的機構？這份排名可信嗎？有參考價值嗎？

QS全名Quacquarelli Symonds，是一家員工約百名的英國公司，主要業務是販賣留學資訊給想出國的發展中國家學生與家長。它的全球大學排名因錯誤百出而備受爭議，曾經誤把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當作聖路易士的華盛頓大學，甚至搞不清楚英國大學的表現，因而被英國大學的教授和名校研究生當笑話。

以該公司2010的全球大學排名為例，劍橋排名居世界之首，我這個校友和許多美國學者都絕不敢苟同；而倫敦大學的一個學院UCL竟然可以排在第四名，高過牛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柏克萊、史丹福與蘇黎世理工學院，這絕對是世界級的大笑話。

調查機構無公信力

小公司不懂外語，沒有能力評估法國、德國與瑞士的大學，那就算了，竟然連美國大學的排行榜都搞錯！更離譜的是，連英國三大名校的倫敦政經學院竟然落在13個英國學校之後，這有哪個英國人能相信？

一個英國公司，連英國大學的排名都錯得離譜，它的亞洲大學排名有任何參考價值嗎？

QS這麼小的公司是有可能靠譁眾取寵來賺取商業利潤，但是英國泰晤士報系的Times Higher Education也是笑話百出。根據泰晤士報系Times 2010全球大學排名，前40名中香港、新加坡與澳洲都各有一個大學入榜，日本和法國也各有一校，而德國和義大利竟然沒有任何大學進入前40名；在前70大名校中，香港、澳洲、法國、日本各有兩校進榜，義大利與荷蘭竟然都沒有任何學校進榜。

假如這份排名可信，結論將是：英國的學術水準遠遠超過德國和法國，澳洲的水準直追德國和法國而遠超過義大利，香港與新加坡的學術水準竟然直追德國、法國、加拿大和日本，而且遠遠超過義大利、荷蘭及北歐三國（瑞典、丹麥、芬蘭）的總表現。這樣的排名能信嗎？

教部各校竟當指標

仔細分析這份排名，讀者將發現一個玄機：英語系國家排名偏高，被英國殖民過的國家排名更離譜地偏高！答案很簡單：英國人只熟悉英語世界和昔日的殖民地，而沒有能力評估義大利、日本、荷蘭與北歐三國的學術成就。

英國人膜拜美國，熟知加拿大與澳洲（舊大英國協），殖民過香港和新加坡，因此Times排行榜反映的是英國媒體界對世界偏頗而狹隘的認知。

我從來不相信世界大學排名，因為誰也沒有足夠的能力與時間去深入認識全世界最著名的30所大學。假如連這都做不到，更如何奢談世界百大排名？

商業媒體資訊有限，為了利潤而敢於炒作，這不需要大驚小怪。但是教育部卻把Times的排名當政策指標，台灣大學和清華大學也在校門口高掛「前進百大」的標語。這不只是笑話，而是台灣人的悲哀！

台灣人沒有自信，即使已經拿到全球頂尖名校的博士，卻仍舊沒有能力判斷簡單的是非。

台大校長是台大電機系畢業，史丹福大學的電機博士；清大校長是台大物理系畢業，柏克萊大學物理學博士；兩人的研究成果都受到國際學術圈的肯定與表揚。這兩個極端聰明的人，卻被一群教育水準、國際視野與聰明程度都遠低他們的英國記者耍，為什麼？

如果我們沒有能力先釐清舉國上下都被商業媒體愚弄的原因，學術卓越恐怕是永遠都不可能！

作者為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教授、英國劍橋大學控制工程博士

毒飲料風暴擴大 我緊急通報世衛 【19:29】

自由時報

毒塑化劑飲品風暴持續延燒，包括手搖冰品店「鮮茶道」等都被查到產品使用的食材原料也含有塑化劑，今天業者已緊急要求各地加盟商將產品下架，並在張貼「緊急聲明」挽救消費者信心。（記者郭顏慧攝）

〔本報訊〕毒飲料風波愈滾愈大，添加致癌塑化劑的項目除運動飲料、益生菌粉等多項食品外，現在又爆出長庚生技、鮮茶道和盛香珍的產品也被驗出摻有塑化劑，台灣比菲多公司也疑似購買到問題原料，且盛香珍還將進貨售往菲律賓，恐影響美加地區的飲料生產；食品藥物管理局長康照洲表示，為免我國內其他輸出產品也受影響，24日晚間我國已緊急通報世界衛生組織(WHO)。

黑心起雲劑及下游產品銷往國外

昱伸香料公司製造黑心起雲劑事件愈演愈烈，在各縣市衛生局稽查下，發現受到波及和牽連的廠商也愈來愈多，範圍遍及北中南各地，包括新北市長庚生技、台中市盛香珍、台南台灣比菲多以及新北市飲料連鎖店鮮茶道的產品和原料紛紛被驗出有問題，這些廠商都曾向昱伸下游的工廠購買原料，目前則都已經勒令業者將有問題的產品下架回收並封存。

調查也發現，昱伸公司還將有問題的起雲劑販售到菲律賓、越南和上海等地，問題飲料則出口香港，康照洲表示，為了讓其他國家了解事件發展和減少傷害，同時也避免國內其他輸出產品受到影響，因此我國於24日晚間主動向WHO通報。而中國部分，則透過兩岸協議窗口向中國食品安全單位通報。

衛署：使用昱伸起雲劑產品一律下架

台灣比菲多食品公司特別發表聲明指出，關於該公司名列「協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客戶名單一事，係於2010年11月23日曾向協成公司進貨，該項原料僅用於代工生產之「一日の計麥草果菜汁(1700ml/瓶)」，目前未再使用，並已要求委託代工廠商將「一日の計麥草果菜汁(1700ml/瓶)」回收下架，不再生產。該公司並強調，全產品均無使用任何起雲劑，請消費者安心。

衛生署則表示，將會持續追查可能遭污染的原物料和飲品流向，且只要使用昱伸公司生產之起雲劑的廠商，無論產品是否有驗出塑化劑，全數一律下架。

相關新聞請見：
毒飲料風波　長庚生技、鮮茶道等業者被點名
消基會：政府應建立課徵金制度，夭壽業者該吐出不法利得
問題塑化劑 衛署4月初就知
悅氏飲品也銷港 毒飲料問題滾雪球
追塑化劑源頭 「金童」非法售出
媽媽研究員 「雞婆」立大功
出包飲品 家鄉不再賣 悅氏換包裝
塑化劑列第4級毒物 學者不同意
把關機制漏洞多 民眾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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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研究員 「雞婆」立大功

〔記者洪素卿／台北報導〕檢調與衛生署這次得以破獲這個可能已經存在多年的黑心起雲劑廠商，要歸功於衛生署的一名女研究員，由於她的「雞婆」，幫民眾解除了心腹大患。

食品藥物管理局主秘羅吉方說，該名楊姓技正今年五十二歲、育有一子、一女，畢業於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台北醫學大學藥學所碩士。三月中，她在地方衛生局送來的打擊不法藥物抽驗樣本中，發現了異樣。

楊技正發現，康富生技的益生菌樣品經GC-MS儀器（氣相層析質譜儀）分析，在圖譜上出現了一個不尋常的波峰訊號。經過一再比對，經過兩週，確定這個意外的怪異波峰訊號竟然是塑化劑ＤＥＨＰ。

她發現益生菌雖然是鋁箔包裝、但包裝內膜卻是塑膠膜時，一度懷疑是塑膠膜汙染，經過紅外線比對、這個產品的內部包膜是ＰＥ膜，不可能溶出這麼高劑量的ＤＥＨＰ，推定應該是內容物出了問題。

食品藥物管理局發動人員到市面上購買各式益生菌產品，確定其他益生菌產品沒有這個奇怪的波峰，認定只有這家廠商的益生菌出了問題，同時由食管局兩組人馬進行定量分析，確定問題益生菌裡面的ＤＥＨＰ濃度高達600ppm、吃兩包就會超過限量，因此馬上發文給地方衛生局。

羅吉方說，該名研究人員一開始也沒有想到問題ＤＥＨＰ竟然不只出現在益生菌，最後牽連如此之廣、連知名運動飲料產品也栽跟頭。這也讓身為兩個孩子的媽很高興自己做了這件事、可以保護民眾免於受害。

＂墜入愛河＂可提高記憶力

美俄亥俄州立大學研究人員，在已婚夫婦的手臂上安裝了能產生水泡的抽氣裝置(模擬傷口)，並對他們進行測試：當他們被問及曾有不同意見並激烈爭吵過的問題時，“傷口”比正常情況下的康復速度慢了40。這因為情緒會引起人體免疫細胞因子變化，如果該細胞因子水準長期偏高就會導致炎症、糖尿病、心臟病和癌症。究竟情緒對健康的影響有多大呢?

八種情緒的效果：

1.墜入愛河提高記憶力。墜入愛河會使人一年內神經生長因子水準處於增高狀態，刺激新的腦細胞生長，有助於神經系統的恢復並增進記憶力。

2.開懷大笑100次相當於15分鐘踩單車的有氧運動量。笑聲能使人卸去多餘的壓力，保護血管內壁，從而減輕心臟病發作的幾率。當人哈哈大笑時，需要調動身體內超過400塊肌肉，因而還能有效消耗熱量。

3.心懷感激如同康復治療。類似愛、感激和滿足這樣的情感會刺激腦下垂體後葉激素的分泌，它會使神經系統放鬆，減輕壓抑感，體內各組織的含氧量也會顯著增加。

4.動情而哭釋放體內壓力。動情而哭會分泌更多激素和神經傳遞素，可能會導致低血壓、脈搏變慢，所以動情而哭的目的是為了去除體內壓抑的化學成分。

5.常年壓抑升高膽固醇。常年處於壓抑之下，血液中葡萄糖和脂肪酸都會升高，患糖尿病和心臟病的風險自然也就大了。另外，壓力還會使人體膽固醇水準上升。

6.沮喪放大疼痛感。人處於沮喪、悲觀和冷漠狀態時，體內複合胺和多巴胺都會偏低，複合胺能調節人對疼痛的感知能力。

7.嫉妒是害怕、擔心和憤怒等情感的混合體。這三種情感會使人一觸即發，妒火大發的人通常會血壓升高、心跳加快、腎上腺素分泌增多、免疫力變弱、焦慮甚至失眠。

禍害變黃金...福壽螺可抗老！

華視

2011/05/24 15:27

三十多年前，福壽螺曾經造成台灣的農作生態浩劫，不過，現在有業者從福壽螺萃取出蝦紅素，用來發展其他產業，也賺了不少錢。所以，連高雄市長陳菊，都鼓勵農民不妨養殖福壽螺，把害蟲變黃金，但是很多農民都擔心，會造成另一次的生態浩劫。

工廠裡大量的福壽螺，這些曾經被農民恨到入骨的害蟲，現在搖身一變成為業者眼中的黃金螺。最主要就是，業者發現從這個福壽螺的卵裡頭，可以萃取出這些橘紅色的蝦紅素粉末，天然的蝦紅素被認定為自然界中的最強抗氧化劑，是因為含有大量抗自由基葉黃素維生素E，可以美白抗老又抗癌。

這樣的技術連高雄市長陳菊都看好，公開表示鼓勵農民以後可以來養殖。只是這些一出口，卻遭到許多農業相關人員反對，原因是其實大家可能不清楚，福壽螺是在1979年從南美洲引進養殖，主要的食物是水生植物，結果後來因為發現商機不佳，就被大量棄養，造成台灣農作物的大浩劫。

稻田裡佈滿了福壽螺，農民抓都抓不完，時間經過了二十多年，現在到田裡還是有除不完福壽螺。農民說如果再來一次棄養潮，那稻田真的就玩完了。其實害蟲如果真的能變黃金，農民何嘗不想賺錢，只是如果沒有完善的措施，一窩的後果誰又能負責。

耶，好棒噢，之前去五股濕地跟著荒野還有雜眉鵲划著獨木舟去清布袋蓮，那時候第一次看到那麼多的福壽螺真的是快吐了

如果福壽螺現在能被開發出另外一種功用，至少知道它不是百害而無一利！

但是真的還是要有完善的措施啦，一味的養殖福壽螺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港產異見學生立志從政

Thursday, 09 December 2010

(《蘋果日報》，02/12/2010)

他是樊俊朗，去年在就讀的重慶西南政法大學校園貼大字報聲援劉曉波，事後電話遭截聽，上網被監控，不甘被秋後算賬，他選擇退學。一年後，他在台灣大學另起烽火，發起聯署運動促請中共釋放劉曉波。

大字報撐劉曉波當場被撕

樊俊朗 (箭嘴示) 去年在就讀的重慶西南政法大學校園，貼大字報聲援劉曉波。

入夜後的台大學生活動中心人聲不算鼎沸，現年 20 歲的樊俊朗坐在沙發上，談起趙連海被判刑兩年半時的激情，格外惹人留神。「我只想問胡錦濤一個問題，如果你係趙連海老婆，日頭要抱個仔睇醫生，夜晚又擔心老公坐監，你會有乜感受？」

樊俊朗原就讀西南政法大學民商學院，去年聖誕節，他翻牆至境外網站得悉劉曉波被重判 11 年，「好憤怒，冇辦法接受」。中午，他與另一名香港學生在校內的公告欄貼大字報：「支持《零八憲章》」、「聲援劉曉波先生」等，吸引數十名學生圍觀和拍照。他邊貼邊解說，未夠三分鐘，一名女生把大字報撕下，學校幹部也趕至，「仲有張『我們不僅要憲法，還要憲政』嘅大字報未貼到」。

二人被帶到校內派出所問話，一名幹部反問他們怎得知劉曉波被判囚，「我上網也查不到」，又好言相勸，「甚麼都可以講，就是不能罵共產黨，黨是會自我修正」。另一名幹部要他寫「思想滙報」交代事件，盤問了兩三個小時才放人。他自此受監控，成為校內異見人士。

上網無故斷線手機遭截聽

「上網會無故斷線，上網五分鐘，斷線兩分鐘」。手機也遭截聽，「講話時沙沙聲有雜音，每講到敏感話題都會斷線」。他說，當時父母來電，也不敢在電話中談太多，「佢哋都知唔方便」，他同時婉拒了《蘋果日報》的訪問。受監控的生活，直至今年 1 月返港後才結束。

樊俊朗也有簽署《零八憲章》，大約在去年 11 月，「有同學認為內容跟中國憲法一樣，反問點解有罪」。他聯署後，政治系一名教授兼年級輔導員約見他，「聽網管 (網絡管理員) 說，你簽了《零八憲章》，我勸你還是讀好書，別搞太多事」。劉曉波判囚後，該教授再次為他做思想教育：「如果社會上有些規則你沒辦法改變，你只可以接受它」。

不過他追求公義的激情，自劉曉波被判囚一刻開始燃燒，越燒，越烈，今天回想教授的話，他仍然心酸，也是退學的原因。「一名政治系教授竟然叫學生接受社會不公義，咁我讀大學嚟做乜？」他貼大字報後，曾在網誌發表文章《原來，我們並不孤單！》控訴中共打壓言論，箝制思想，文章最終被河蟹掉，他對中共心死，「反獨裁、反一黨專政」。心死，緣於希望的幻滅。

樊俊朗中六時擔任上水喇沙中學學生會主席，當時兩鐵合併，他聯同民建聯區議員抗議車費減幅不公道，首次涉足社運；08 年又替該黨助選立法會，其後遭網民起底及揶揄。他曾經真心相信，中共會自我改革，讓社會更美好，但在重慶生活了一段日子後，「我唔會再信呢套謬論」。

創立「時務社」推動兩岸人權

「現行制度有一班既得利益者，暴發戶又好，高幹子弟又好，佢哋係贏家，唔想去改變」。他說，就算是制度下的輸家，也不想改變遊戲規則，「寧願今日俾人打壓，聽日打壓別人」。另一批受惠於改革開放的富戶，幾乎把共產黨奉為神明；餘下推動變革的，都沒有好下場，像劉曉波、趙連海、胡佳還有師濤，「嚇怕好多人」。

今年 9 月他轉讀台大政治系，由活在五星紅旗下，到仰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感覺是「有空間，有自由」，沒想過回流香港，「在大陸覺得香港是天堂，到台灣後發覺香港唔容許年輕人講理想」。開學後他與另外五名香港學生創立「時務社」，兼任總幹事，首辦《兩岸人權系列》活動，讓台灣學生認識真中國。他說，近年兩岸推動「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下一步到政治統合，今日的香港，可能是明日的台灣，「劉曉波事件正反映中共冇誠意改革，咁點樣同台灣談政治統合？」

他計劃畢業後到美國深造，將來有意從政。沿着台大椰林大道走出校門，他指着門外的石階說，當年野百合學運領袖曾站在該處講話，最後成功推動台灣民主發展，「點解八九民運結果會係咁？」對於劉曉波獲和平獎，他說：「他獲獎原因是國家專制，若非國家專制就不會獲獎」。

本月 10 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當日，亦即《零八憲章》發佈兩周年，時務社會發表《大學生聯署－致中共領導人的公開信》，促請中共釋放劉曉波及所有異見人士，實現言論及集會自由。樊俊朗說，假使仍在內地念書，會再貼大字報挺劉曉波，甚至派傳單讓更多人知道，「相比起劉曉波判囚 11 年，其實我們也不算甚麼」。事隔一年，他說的仍是這番話。

記者　王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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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連海怒「我們的孩子蟑螂不如」
大陸新聞組北京17日電 世界新聞網 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May 17, 2011 06:00 AM

毒奶粉風波事發三年，當局曾承諾向30萬名結石寶寶提供免費治療，涉事的22家企業也曾出資成立「醫療賠償基金」。但該基金根本是個「謎基金」，運作情況、資金流向從未曝光，相關單位日前被追問竟以「國家機密」、「不宜公布」回應。結石寶寶之家發起人趙連海昨也爆粗大罵：「我們的孩子們好像連蟑螂都不如！」

瞭望東方周刊報導，2008年爆出乳業廣泛使用三聚氰胺後，共22家企業曾被當局點名。同年底，在政府相關部門主導、中國乳製品協會牽頭的情況下，22家涉案企業集體出資11億元，作為結石寶寶的醫藥費及賠償。

報導指出，整筆11億元的巨款中，約9億元已於案發後用到急需救治的病童身上，全部來自遭法院清盤的三鹿集團。至於餘下的2億元，才由其他21家涉案企業出資，並成立了所謂的「醫療賠償基金」。

但瞭望東方周刊發現，該基金的具體營運狀況，從未被媒體曝光。上月底，媒體向賠償基金的成立機構──中國乳製品工業協會理事長宋昆岡了解，對方只說基金在運作，國家有人管。但對於其他細節，宋稱：「這是公眾事件不錯，但不該對外的不用說。」

協會另一位相關負責人就說：「協會只負責資金募集，不管具體事情，全由中國人壽來運作。關於這個賠償基金，建議媒體不要報導，這個不宜對外報導。」

媒體再向基金受託管理方──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查詢，同樣不得要領。在追問中國人壽有否定期提交運作報告、能公布甚麼基本訊息時，相關負責人更說：「這個不行！這是國家機密！」

報導稱，至於當年曾出資的乳業，蒙牛乳業集團新聞發言人姚海濤回應說：「我們出的不多，具體出資標準我也不知道。」伊利乳業集團公共事務部總監馬騰也表示：「對於一些細節我並不掌握。」

輿論認為，涉及中國30萬名結石寶寶的醫療賠償基金，不論內容有多機密，都有責任對外公開。如果乳業協會、涉事企業有道德良心，還記得受害孩童及家屬，就不會有營運不明、資金流向不明等問題。

衛生部辦公廳、中國保監會辦公廳2009年也曾發文要求：「中國人壽要切實加強醫療賠償基金管理，保障醫療賠償基金的安全和完整。」但政府部門發文後有否跟進，之後也未見過任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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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16 

中國奧運沒人權？

台灣公民社會聲援胡佳、曾金燕

2008，北京奧運年。中國政府申辦奧運時，承諾改善人權，七年來，中國的人權狀況是改善了、還是更加惡化？

中國環保與愛滋維權者胡佳，長時間為愛滋病、人權及言論自由發表中國的民間情況。他的紀錄片「HOME ARREST」展示了國安怎樣監視異見人士，該片在美國、歐盟及新聞自由組織放映，引起國際關注中國人權情況。

2007年12月5日，無疆界記者組織頒贈 「人權獎」給胡佳夫婦，詎料，在 2007年12 月27日 下午三點左右，胡佳在北京以「涉嫌煽動顛覆政府」的罪名遭逮捕，遺下太太金燕及六星期大的女兒謙慈，並切斷胡佳、曾金燕夫妻與外界的一切通訊聯繫。胡佳被帶走的時候，連鞋都沒讓他穿上，外套也沒穿。家中全部東西都被搜查過，收走了很多東西，電腦、通信器材，包括傳真機、攝像機、錄音機、書本、電話號碼本等都被收走，並切斷曾金燕與境內與國際媒體採訪的機會，甚至揚言若不配合，將對孩子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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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權網站
http://hrichina.org/hk/content/3835

師濤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和記者，曾在湖南長沙擔任《當代商報》新聞部負責人。他曾撰寫了很多文章張貼在海外互聯網上，包括“最惡心的一天”。該文批評中國政府於當年3月28日拘留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丁子霖17歲的兒子蔣捷連1989年6月4日被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的中國軍隊開槍射殺。

2004年4月20日，師濤參加了《當代商報》的工作人員會議，討論了中宣部關於當年六四15周年的安全措施和准備工作文件內容的。當晚，師濤通過其雅虎私人電子郵件將其會議筆記寄給了設在紐約的 “民主論壇”網站。2004年11月24日，師濤被當局拘留。由於法院認定中宣部的這一文件為機密，在經過了簡短的閉門審理之後，2005年4月27日，法院根據刑法第111條，對師濤涉嫌“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機密罪”案進行宣判，判處其有期徒刑10年。

在2005年6月的上訴書中，師濤寫道：“拿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作為‘保密’的代價，拿普通公民作為懲治的對象，拿新聞媒體開刀，視人民群眾的‘知情權’若掌上玩物，一意孤行，一錯再錯，這才是中國穩定工作最大的隱患。”但他的上訴被駁回。在同一份上訴書中，他還進一步描述了試圖擺脫媒體控制的新聞工作者所遭遇的騷擾：“(政府)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對本人進行長達十余年的監控、監視、跟蹤、竊聽，最後抓捕入獄……眾多的親朋好友和同事，都對我頻頻跳槽更換工作、離家出走等行為表示不理解，我本人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壓力別人根本無法了解。獲罪下獄固然痛苦，失去隱私安全更令人恐懼和不安。”

全球化下的紅綠政治實踐

2003 / 01 / 23

邱花妹（是邱毓斌老婆耶）

兩千年台灣的總統大選，陳水扁師法英國新工黨的政治路線「第三條路」，提出「新中間路線」，一時間，新中間、第三條路在台灣成為響亮的政治口號。然而，在英國，首相湯尼‧布萊爾與其「第三條路」在取得執政權後，以超越傳統左右之爭，實則大舉向右派與市場經濟靠攏的政治路線，在近年受到愈來愈多其傳統支援者－－工會，乃至環保運動與廣泛的進步勢力的批判。其中，歐洲左翼陣營，特別是the Red （紅色，指勞工、工會運動）以及 the Green（綠色，指環保運動）在政治上或社運陣營的結盟，正試圖發展左翼政治實踐的另一個可能性。

台灣，在經歷五十年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後，社會運動所關注的問題是否能夠在台灣社會取得更寬廣的空間，或者，反而是在傳統的政治紛爭被消弭吸納？勞工與環境運動，乃至與廣泛的進步社運結合的可能性何在？面對資本主義在全球加速擴張，台灣的社會運動有什麼樣的政治視野與運動策略？

2002年9月，四名英國「紅綠研究會」（Red Green Study Group、RGSG）的成員到台灣進行為期十一天的訪問。除了在9月13、14日的「工會、環境與全球化」國際研討會發表專題演講，他們也從南到北，拜訪許多環保與勞工團體，進行實質的經驗交流討會。這個結合學術與運動的民間團體，帶來他們對英國政治、勞工與環保運動的省思，並且從紅綠聯盟（Red Green Synthesis）的角度，提出他們對全球化的看法。

TEAN的代表杜文苓（是在RCA認識的杜文苓老師！！！），除了全程參與兩天的「工會、環境與全球化」國際研討會，並擔任「全球化時代下的跨國串連」的與談人，與台灣在地環保、工運團體，分享TEAN從事國際事務的國際經驗。

配合這次國際交流，主辦單位翻譯「紅綠研究會」的思想精華《究竟該怎麼辦》。以下為譯者序。

《究竟該怎麼辦》譯者序

全球化下的紅綠政治實踐【邱花妹】

2001 年的 11 月，我第一次參與英國紅綠研究會（Red Green Study Group、RGSG）在倫敦的聚會，聚會地點是英國知名的工人階級導演肯‧洛區 （Ken Loach）的電影工作室。我也算是肯洛區的影迷，能到他的電影工作室，讓我興奮得要命，但是要去參與這群英國生態社會主義者的聚會，卻讓英文不好的我，緊張得半死。

在我參加的這段期間，我是唯二的外國人，另外一個外國人戴米恩‧懷特（Damian F. White），國籍是愛爾蘭。而邀我去參加這個聚會的，是我在艾賽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社會系的論文指導老師泰德‧班頓（Ted Benton）。

泰德在英國的環境社會學界算是「大腳」人物，他主編的《綠色馬克思主義》（Green Marxism）很有名。當時泰德在艾賽克斯大學的社會系開了一門課叫做「環境與社會」，第二學期的課程討論各種生態思潮，包括「生態社會主義」；其中有一個星期的書單，包括這本「紅綠研究會」集體撰寫的《究竟該怎麼辦？》（What On Earth Is To Be Done?）。我照著書單跑去圖書館把這本小冊子借出來，看了覺得很有意思。後來跟泰德聊起台灣的情形，特別是存在於進步社會運動間難以結盟的困境，以及民進黨在中央執政後，社運部門普遍存在的挫折感。有一天，他就在他堆滿書的小辦公室裡說：「只要你有興趣，非常歡迎你來參加這個聚會。」我說：「我英文很爛怎麼辦？我可以去嗎？」這位六十歲，已經滿頭白髮的英國紳士微笑著說：「你來了英文才會進步啊！」這種樸素老左派的魅力是很難抵抗的，就這樣，我去了他們的聚會。

這段時間，他們正努力生產另一本書，《全球化、自然、民主：從抗議到另類出路》（Globalisation、Nature、Democracy: From Protest to Alternatives）（註 1）。延續著自 1992 年成立「紅綠研究會」十年來的習慣，透過不斷討論，他們形成紅綠觀點對全球化的批判，提出他們對未來的願景，並進一步探討左翼的進步性力量的實踐原則與方向。

◆ 我們究竟該怎麼辦？

十年前，這群多數具有學者身份，又不曾間斷地參與廣泛進步社會運動的人，在面對 1992 年英國保守黨連續四次贏得大選，左翼社會運動的各種進步訴求盡出，卻慘敗的不堪局面下，大衛．庫克（Dave Cook）以及派特．戴文（Pat Devine）倡議組成這個紅綠研究會，嘗試凝聚當時挫敗、分裂的基進社會運動。

對這群部分自革命的六○年代即開始參加勞工運動，乃至在當時的新社會運動潮流中愈來愈關心環保運動的生態社會主義者而言，他們所持的社會分析，以及據此所提出的運動目標是再清楚不過的——那就是對非人性、剝削自然、以追求利潤極大化為運作本質的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徹底的分析，並進一步提出我們要什麼樣的社會，以及如何邁向那個另類社會的政略。

1995年出版的《究竟該怎麼辦？》，靈感來自列寧的一本小冊子《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英文加上「on earth」具有雙關語的效果：一來是加強提問，進步社會運動「究竟該怎麼辦？」；二來，「on earth」有「在地球上」、「在世界上」的意思，這個書名因而多了一層意涵，那就是我們「對地球該怎麼辦？」這個簡潔的書名，清楚傳達生態社會主義者，在傳統左翼對資本主義的階級分析與以勞工為運動主體的基礎上，「綠化」（greening）社會主義的意圖。結合「紅」（the Reds）與「綠」（the Greens）的社會分析與運動實踐方向，構成這本書的主要內容。

紅綠研究會的許多成員，從六○年代就積極參與左翼社會運動，他們個別參與的社會主義團體如「社會主義者協會」（Socialist Society）、「廢核武運動」（CND、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國際社會主義者」（International Socialist）、「民主左翼」（Democratic Left）、「英國共產黨」（CPGB，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環保組織如「地球之友」（FOE、Friends of the Earth）、「地球優先！」（Earth First!），乃至「綠黨」；或者活躍在提倡紅綠聯盟的團體「紅綠網路」（Red-Green Network）、左翼雜誌《紅辣椒》（Red Pepper）。

紅綠研究會成員的政治參與軌跡，反應的也是歐洲左翼不斷分裂、重整、修正與自我反省的過程。在傳統的勞工與社會主義運動外，他們受到歐洲自六○年代的反（主流）文化運動（counter-cultural movements）中多樣社會運動－－包括環境、性別角色、反戰、族群與文化差異、醫療與健康等議題產生的新運動－－的訴求與精神之影響。在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正加速破壞環境、剝削自然後，綠色社會主義者在關注勞工與社會主義運動的左翼傳統中，提出「綠化」的社會主義為未來的烏托邦。做為樂觀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相信，綠色社會主義者的首要任務是，提出諸多道理使人們相信：一個生態上可承受的後資本主義社會，不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

◆ 紅綠陣營互不信任

事實上，這樣的願望是在「綠色份子不喜歡社會主義，紅色份子猜疑環境主義」的歷史脈絡中被提出的。

在新社會運動興起的年代裡，一些人相信，工人階級不再是改變社會的主要進步力量；至少，對許多環保人士而言，中產階級遠遠比勞工階級關心這個地球。同時，英國的勞工與社會主義運動在1970年代末期陷入嚴重的困境，保守黨在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領軍下，自 1979 年取得政權後，即全力削弱工會的權力，打擊、分化工會，在這種情況下，「新」社會運動在 1980 年代的文化與政治反對運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環保運動成長，勞工運動走下坡的年代，一些社會主義者批評環保份子只會關心「中產階級的自然」（註2）。綠色份子則指責，不論是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都是擁抱「工業主義」，而工業主義是造成環境破壞的根源。他們諷刺，社會主義者對他們的批評，頂多是強要綠色份子「認真地看待資本主義」（註 3）。

簡單講，過去紅綠陣營間主要的歧異表現在：第一，對造成環境破壞的主要根源看法不同，一方（紅色）直指資本主義，一方（綠色）認為工業主義才是造成環境破壞與惡化的頭號罪犯。對綠色份子而言，社會主義要不是蘇聯、東歐那種國家官僚主義，就是西方自由民主政體下的工黨式社會民主政治（Labourist social-democratic politics），這些社會主義模式以提高勞工生活標準為名，不斷工業化，累積經濟成長，同樣也造成環境負擔。

第二，在某些議題上，紅綠雙方陷入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與生態中心主義（Eco-centrism）這兩種互貼標籤的對決。綠色陣營指控社會主義者是人類中心主義，從而對自然持一種工具性的態度；紅色陣營則反譏環保主義者是生態中心主義，從純粹的生態倫理出發，淪為一種幼稚的威權生態決定論，忽略了人也是大自然中的一份子。

第三，關於運動主體的問題。許多綠色份子相信，階級政治已經終結。例如，1983 年，英國綠黨宣稱：「階級意識的政治已經走到終點」、「生活政治將從現在開始」。相似的看法也出現在1984年，歐洲最大的環保團體之一「地球之友」的領導人喬納森‧波裡特（Jonathan Porritt）的發言：「舊系統破產，只有生態智慧能指示我們如何創造一個新的經濟秩序……說來綠色政治在某些方面全然不同，一個完善的綠色政治正好適合生病的當代政治的陰謀詭計。」（註 4） 

在他們眼裡，工人階級已經從扮演進步性的角色退位，工人的力量已經被牢牢地整合進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綠色生態經濟學者保羅‧艾金斯（Paul Ekins）指出，勞工的力量現在已經不再是政治力，因為「資本主義極度成功地透過科技省掉勞動力，也極為成功地選擇保留真正有用的勞動力，它聰明地只付恰恰可以確保人們不會變成革命者的薪資。」（註 5）何況，一旦環境的開發破壞遭受到綠色份子挑戰時，工會總是以捍衛工作權為由，與環保份子唱反調。

◆ 做為生態社會主義者，紅綠研究會採取的立場是：

首先，資本主義確實是生態危機的頭號戰犯。紅綠研究會指出，早在工業主義開始之前，就已經有人在破壞環境；當前日益增加的生態危機與社會不平等，導因於現代國際資本主義毫無節制的、擴張性的和利潤取向的性格，「自然」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下，極盡所能地被商品化。

事實上，我們很難將環境惡化與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切割開來看。有太多例子顯示，「環境」不僅僅是「自然」，也是我們所居住的社會、政治、經濟與自然世界。一些簡單的事實說明了生態危機的社會性質，例如，富國過度消耗資源，貧窮卻導致窮國人民靠剝削脆弱環境以維生。

其次，這本書的作者們，寧可調和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之間的對立，而不願意在這兩極的觀點間選邊站。換言之，他們認為，要履行我們對下一個世代的責任，人類中心論者就必須採取一種對自然更為生態中心的態度，而「深綠分子」（Deep Greens）如果要避免厭世與生態獨裁主義的陷阱，至少必須接受人類跟其它自然環境下的物種都是平等的。

最後，紅綠研究會無法同意階級政治已經終結的論調。

的確，一些生態社會主義者同意，勞工的力量已經轉弱。知名的生態社會主義者詹姆士‧歐康諾（James O'Connor）指出，當前勞工運動至少面對兩大問題：一是在資本市場去管制化及國際分工下，任何地方的勞工集結都遭到弱化；二是資本與社會運動的焦點，從生產的衝突移轉到「生產條件」的衝突。在歐康諾的分析裡，為了延續資本主義體系生產與消費的不斷擴張，將導致對「生產要件」（包括有限的自然資源）的需求不斷增加，衝突因而產生（註 6）。

但多數的生態社會主義者仍相信，社會的改變將來自一個廣泛連結勞工運動與新社會運動的聯盟，紅綠研究會就是持這樣的立場。他們指出，勞工運動與工會的發展並非故步自封。在歐洲，一些社會運動的議題已經被工會或勞工運動採納，許多具勞工運動背景的社會運動者，在這中間扮演重要的媒介。在結合環境與階級議題上，傳統上，勞工關心的工業安全與衛生，其實就是環境政治中很重要的一部份。例如，英國綠化程度最高的「運輸總工會」（T&G、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註 7），採取環境優先的策略，不但將環境教育整合進安全與健康代表的訓練課程中，也將歐盟的生態審計與管理方案，列入工會與資方協商的議程。（註 8） 

在美國，對抗生態種族主義的運動，成功地結合社會與生態正義，將健康、工作與公民權的議題結合起來，形成有色的工人階級與環保運動者間的合作，實踐了紅綠聯盟的運動路線（註 9）。 

◆ 朝向「紅綠綜合體」（Red Green Synthesis）

面對紅綠陣營間的各種分歧，乃至運動上的分裂，紅綠研究會相信，嘗試焠煉出一個紅綠綜合體，絕不是不可能的，至少，紅綠陣營的確共享一些重要的價值：

紅綠份子都反對一切以金錢計算為導向的社會，商業利潤優先、財富權力集中化，將導致地方的、區域的和全球的環境破壞。 

紅綠陣營都相信，人類需要另類的社會型態，也就是未來的生活方式要和目前生活方式有根本的不同。

紅色與綠色份子都不滿足於將焦點放在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層次，他們都相信，運動焦點應該是地方、也是全球的。此外，兩者也都堅信參與式民主的重要性，認為草根的地方行動與跨國的整合團結同等重要。 

紅綠份子其實共享一些核心價值，包括相信人類內在存有價值、瞭解自然環境對於人類的重要性、社群團結的正面價值，以及相信人類間的平等並反抗任何形式－－不管是階級的、族群的、性別的或是其他社會區隔的壓迫。 

在英國，綠色政治如同社會主義左翼政治，也面對內部不斷分裂的困局，提倡一種紅綠綜合體，試圖尋求個別運動的內部反省、改革，以及不同運動的相互結盟，更是充滿挑戰。紅綠研究會點出要朝向一個紅綠綜合體的困難：一是如何在現存政治制度下，有效地完成紅綠政策，實踐基進願景？其次是如何把豐富而歧異的反對文化及實踐經驗整合在一起，而不製造傷害性的分裂、衝突與對立，並提供廣大群眾一個可行的政治方向。

紅綠份子相信，他們需要與那些對抗社會不公平的進步份子合作，不能忽略社會中現存的階級、性別與種族等差異；紅綠聯盟可以同時透過環境運動，透過新的、草根的彩虹運動，或通過連結現有社會民主黨、工黨，及新生的綠黨的力量來壯大紅綠聯盟。

在這本集眾人智慧的運動手冊中，紅綠研究會提出的原則性政治策略是：

在地方、地區、全國與全球的層次，鬥爭對抗資本主義經濟關係； 改革現有的制度，在國家與市民社會各方面擴大並深化民主；以及創造非資本主義的另類選擇。 

◆ 挑戰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

然而，紅綠綜合體的理想在現實世界裡，聲音與力量都是微弱的。

過去二十年，蘇聯與東歐共產主義垮臺，中國在 1979 年開放市場後，竄升為全球最快速成長的經濟體，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模式幾乎攻克全球。在資訊科技與金融市場自由化的推波助瀾下，新自由主義者無不明目張膽地慶祝資本主義在全球的勝利。

當前，全世界 80% 的收入集中在地球上 20% 的人的手中（註 10），全球超過 12 億的人口一天收入不到台幣三十五元（註 11）；過去十年，巨型跨國企業快速成長，全世界前一百大經濟體，超過一半是跨國企業（註 12）。大企業變得愈來愈大、愈來愈有影響力；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則對社會的介入愈來愈多，這些國際機構帶給窮國改善貧窮的「處方」，是要求這些國家把公共事業更全面地私有化、開發這些國家的土地與自然資源，以及提供廉價的勞動力給私人資本。詹姆士‧歐康諾形容：

「今天的世界，像是一世紀前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描述的那個陰暗的世界，政府與企業佔據了更多世界的公共財，更多人淪為薪資勞動者，更多的有薪勞工失業、未充分就業或者工資過低（做全職工作但薪水低於維生薪資的水準）；以商品滿足需求與消費主義變得更普遍；資本更集中化與中心化；工業資本、金融與商品日益國際化；勞動剝削、財富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變大；人們面對的是成長中的全球外債威脅、世界金融危機或金融消退的潛在危機，以及全球環境惡化的危機。」（註13）

政治上，九○年代的歐洲，「紅綠配」在德國等國家取得執政權，證明紅綠綜合體的意識型態與政治架構不是不可能。然而，2002 年的今天，曾經帶給許多歐洲環保份子希望的德國綠黨，卻又在內部分裂，以及執政後得不到新支援者，原有死忠支援者也因其在政治上的妥協而紛紛離去的情況下，面臨極大的危機（註 14）。在英國，歷經保守黨近兩個世代的執政後，新工黨終於在 1997 年贏回執政權。但是首相湯尼‧布萊爾（Tony Blair）走上「第三條路」，大舉向右派市場經濟的路線靠攏，階級與環境議題持續被邊緣化，同樣挫傷英國左翼份子。

紅綠份子提出的未來願景，似乎離我們愈來愈遠。

但伴隨著全球勞工階級處境與自然環境惡化的趨勢是，反全球化 / 反資本主義（anti-globalization / anti-capitalism）運動在國際間的興起，成為紅綠份子挑戰當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各種社會與環境不正義的一股重要力量。

自反全球化運動出現以來，反全球化運動的基進份子，特別是來自於歐美地區的行動者，征戰於世界各地舉辦的重要國際會議，試圖在跨國大資本家與政治菁英一手掌控的國際事務中，為全球加速惡化的環境、第三世界的貧窮問題與階級壓迫問題持續發聲。

「我們的地球不是要拿來賣的！！」（Our world is not for sale！！）是其中最為響亮的口號。

在歐洲，傳統象徵勞工爭取權益與團結權的五一勞動節，也成為反全球化運動發聲的重要日子。勞動節的意義已經被轉化為：環境份子、馬克思主義者、女性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與人權運動者集結在一起，控訴、譴責跨國企業與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與世界貨幣基金，在全球造成的經濟不平等與環境破壞。

英國右翼老字號雜誌《經濟學人》雖然批評這波反全球化運動內部體質不一致、缺乏有效的科層分工，也因而顯得沒有條理、常常像小丑般地滑稽，但這個重量級的媒體仍不得不否認，這波反全球化運動已經愈來愈有影響力。

◆ 我們要什麼樣的社會？

回到台灣。

民進黨執政後，台灣社運界一片低迷，社運部門常瀰漫一種被民進黨背叛的感覺，至少核四廠的復工最令環保運動者以及昔日的「反核四」民進黨支援者不滿。執政後的民進黨，以「拼經濟」為鞏固政權的整體施政方針，一切以資本利益為優先的政策，把勞工權益、環境破壞等社會不正義的問題極度邊緣化。然而，誰能期待一個從組黨開始就是一個右翼政黨的民進黨，搞一套更重視社會正義的政策呢？英國的工會可以大聲指控布萊爾背叛工人利益，因為英國工黨本來就是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英國工會組織也可以在不滿佈萊爾帶領「新工黨」向右轉、一股腦擁抱市場經濟後，撤走工會對新工黨的財源與選票的支援（註15），很現實，這是實力原則。

八○年代成長出來的台灣社會運動，在民主化運動中產生交集，在族群與統獨議題下分裂，又在九○年代後半，隨著解嚴後各主要政黨天天上演的權力爭奪戰，交雜著不間斷、混亂的選舉戲碼中，不斷地被邊緣化。從缺錢缺人到缺乏對未來社會的想像，台灣的社會運動真的只能是回應各種單一問題的壓力團體嗎？不管在朝或在野，台灣所有主流政黨能提出的，不過是虛應民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治措施，而社運部門常做的則是跟在後面，逼政府補破洞。

在歷史上，台灣的左翼力量薄弱，曾經有過的是日據時代的台灣共產黨，以及戰後五○年代在白色恐怖時代被國民黨恐共政策屠殺過後，殘存下來、活在陰暗角落的左翼知識份子。八○年代出現的左翼知識份子，以及成長起來的社會運動，又多向西方經驗看。然而，台灣畢竟是一個沒有清楚左、右翼之分的社會，往好處想，這是一個沒有意識型態包袱的社會，往壞處想，這是一個集體思想混亂、缺乏遠景的社會。

當社會運動面對當前如此多的困境時，我們或許不需要直接複製歐洲左翼提出的藍圖，但是，他們所提出的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卻值得我們一問再問：「我們到底要什麼樣的社會，又如何朝向我們所嚮往的社會邁進？」

紅綠研究會這本書，其實是在歐洲左翼傳統下，對「人類應該如何營共同生活？而其組織型式應該如何？」的問題提出一個想像與出路。而這個問題，是普世問題。希望這本書，能在台灣社運界引發一個討論：「在這個人與自然都被嚴重商品化、民主空有形式卻內容貧乏的社會，我們想望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未來？我們如何能邁向那樣的社會？」

註1. 這是目前作者們暫定的書名。

註2. 見Dobson、Andrew (1990) Green PoliticalThought、London: Routledge. p. 167

註3. 見Dobson、Andrew (1990) Green PoliticalThought、London: Routledge. p. 173

註4. 引自Pepper、David (1986) 'Radical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labour movement'、in Joe I. Weston (ed.) Red and Green: A New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London: PLUTO. p.116

註5. 引自Porritt、Jonathan and Winner、David ( 1988 ) The Coming of the Greens、By Fontana. Paperbacks. p.203-4. 

註6. 生態社會主義者詹姆士‧歐康諾（James O'Connor）提出資本主義的第二個矛盾（the second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的理論。簡單講，傳統馬克思主義強調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第一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過度生產將產生經濟與社會危機，從而導致社會主義革命。以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為起點，歐康諾分析，由於資本主義體系必須靠著不斷創造利潤，方可生生不息，為了延續這個體系，生產與消費必須不斷擴張，這導致對「生產要件」的需求不斷增加。生產要件包括勞動力，也就是馬克思所指的個別的生產條件；環境，馬克思稱之為自然或生產的外在條件；以及都市的基礎建設（加上空間），即馬克思論及的一般、自治體共有的生產條件。歐康諾分析，對生產條件的需求增加，意謂著勞動、自然與基礎建設與空間的成本跟著增加，以增加對生產條件的需求，支撐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會導致資本主義內在的生態經濟危機，進而造成資本主義的自我毀滅，這就是所謂的「資本主義的第二矛盾」。詳見O'Connor、James (1994) 'Is Sustainable Capitalism Possible?' 、in Martin O'Connor (ed.) Is Sustainable Capitalism Possible?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註7. 成立於 1992 年的 T & G 是英國最大的工會之一，他們擁有超過九十萬名會員，會員遍及各種工作場所。

註8. 詳見 Mason、Michael and Morter、Nigel ( 1998 ) 'Trade Unions As Environmental Actors: the UK 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in 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 9 (2): p.3-34、June 1998. 

註9. 詳見Merchant、Carolyn (1992) Radical Ecology: the Search for a Livable World、London: Routledge.

註10. Wade、R. (2001) 'Is Globalisation Making Income Distribution More Equal?'、LSE-DESTIN Working Paper、http://www.lse.ac.uk/Depts/destin/workpapers/wadeincome.pdf.

註11. 見英國衛報網站（Guardian Unlimited、http://www.guardian.co.uk/）、World Summit 2002: The Five Key Issues、http://www.observer.co.uk/worldview/story/0,11581,776593,00.html.

註12. 見「地球之友」的網站、http://www.foe.co.uk/campaigns/corporates/index.html.

註13. O'Connor、James (1998 ) 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p.281

註14. 請參考本書另一位譯者吳昱賢的譯者跋文，〈一段紅綠運動的歷史－－淺談德國綠黨〉。

註15. 一直到 1980 年代，英國工黨有 90% 的財源來自工會；到了 1995 年，下跌到 50%；1999 年時，跌到只有 30%。請參考紅綠研究會成員鄧肯‧湯普森（Duncan Thompson）於2002 年 9 月 13、14 日在高雄市舉行的「工會、環境與全球化」國際研討會的論文〈「第三條路」與新工黨〉（The Third Way and New Labour）（吳昱賢譯），這篇論文的台灣譯文收錄在該次研討會的會議手冊。

(尚未設定標題)

直擊 淡水河毒魚銷全台

更新日期:2011/05/23 06:30 蘋果日報

河水污染 漁民捕撈 食用恐罹癌

【塗豐駿、羅凡勇、謝昇璁╱台北報導】淡水河含砷致癌毒魚流入市場。水質污染嚴重的淡水河，近來竟有漁民在河道捕魚，《蘋果》直擊漁民捕撈後，將魚穫運往台北漁產運銷公司（通稱中央市場）批售，不知情的盤商購入後分送各地傳統市場，最後被民眾買回家吃下肚。《蘋果》送檢發現魚體內均含有一級致癌物「砷」，毒物科醫師林杰樑訝異的說：「真的嗎？怎麼會有人做這種事？」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食品組長蔡淑貞昨表示，被環保署評測水質為丁類的淡水河，不適合水產養殖，可能含有許多有害人體物質，水產品體內也會殘留有害物質，不建議捕撈、食用。北市衛生局藥物食品管理處處長姜郁美昨也說，淡水河不是認可的漁產養殖環境，被捕的魚類不應食用；若市售魚經衛生單位檢驗確定有問題，可依《食品衛生管理法》處販售者6萬至30萬元罰鍰。

 

深入上游捕撈

 

《蘋果》連續兩周到淡水河沿岸調查，本月4日上午9時許，發現一艘載著3名男子的漁船，由新北市八里渡船頭出發，沿淡水河往上游，經關渡、到重陽橋下，接著他們撒出流刺網，拉起時赫然可見魚網捕撈起吳郭魚、烏魚等魚類，他們隨即開往中山高速公路橋下、台北橋，最後抵達大稻埕碼頭，沿途陸續撒網捕魚，至中午12時許滿載而歸。

 

驗出重金屬砷

 

當時記者在重陽橋下，趁漁船靠岸時詢問捕魚男子魚穫流向，對方先說：「淡水河魚送你也不敢吃。」隨即又說：「要送去工廠做魚飼料。」

 

不過三人折返八里碼頭後，岸邊便有一輛小貨車接應，他們將船上魚穫倒進塑膠箱，便開車返回附近住處休息，隔日凌晨1時許，趁夜將魚穫運往台北市萬大路上的中央市場批售。

 

《蘋果》全程追蹤，隨後也進入魚市，向購入這批魚的盤商買下6條吳郭魚與6條烏魚，送往ＳＧＳ（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重金屬含量，一周後報告出爐，發現吳郭魚含砷量達每公斤0.921毫克，烏魚含砷量更高達每公斤1.04毫克。

 

目前國內對水產動物類含砷量並未制定標準，但林口長庚醫院臨床毒物科主任林杰樑獲悉後說，砷屬一級致癌物，是慢性毒，長期食用恐有致癌風險，「建議不要食用淡水河捕撈的魚類。」

 

漁民辯自己吃

 

《蘋果》隨後到八里漁港查訪，漁民透露近期有許多同業都這樣做，「你們這次只跟到一艘，其實還有更多，各自在淡水河捕魚。」昨《蘋果》找到一名在淡水河捕魚的漁民對質，他否認將魚賣到中央市場，辯稱：「都是捕來自己吃。」

 

農委會表示，20噸以下舢舨捕魚屬地方政府管理，台北市產發局農業發展科長高振源則說，目前北市水域看到的船，多由新北市淡水漁會發照，上周已行文農委會，請該會針對跨縣市河川能否捕魚進行評估公告，「北市境內河川如基隆河，北市產發局正考慮是否能依《漁業法》，由地方政府基於保育、管理需要，以公告方式禁止捕撈。」

 

新北市農業局長廖榮清也說，淡水河的魚確實不宜食用，過去從未聽聞有人將捕獲的魚拿去販售，該局將擇期到淡水河捕魚送驗。

 

可罰150萬元

 

不過，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食品組長蔡淑貞指出，若水產品或其他食品可能損害消費者生命、健康時，依《消費者保護法》調查，若屬實將令業者限期改善、回收或銷毀，否則罰6萬至150萬元，且可連續罰。

 

淡水河毒魚 流入市面過程

 

1.5/4 09：30

 

《蘋果》直擊，漁民將船開到淡水河重陽橋，以流刺網捕魚。謝昇璁攝

 

2.13：00

 

漁民滿載而歸，返航後在八里渡船頭卸下魚穫。謝昇璁攝

 

3.13：30

 

漁民們七手八腳，將裝有魚穫的箱子搬上貨車。羅凡勇攝

 

4.5/5 01：30

 

漁民開貨車將魚送往台北漁產運銷公司。塗豐駿攝

 

5.03：00

 

不知情的中央市場工作人員分裝魚穫，提供中盤商取貨。塗豐駿攝

 

烏魚小檔案

 

學名：Mugil cephalus

 

俗稱：烏魚仔、烏仔

 

特徵：體形圓長、頭背略扁平，多數長約30~80公分，最大約120公分

 

生態：幼魚期喜歡在河口、紅樹林等半淡鹹水海域生活，成長後游向外洋，每年冬至前一個月、後半個月，從北方海域洄游到台灣海峽

 

烏魚三寶：屬高經濟價值食用魚，烏魚鰾、烏魚腱、烏魚子稱烏魚三寶

 

資料來源：《蘋果》資料室

 

各類食品 含砷標準

 

●包裝飲用水與盛裝飲用水：<0.01ppm

 

●食用冰塊：<0.05ppm

 

●食用油脂類：<0.1ppm

 

●食鹽：<0.2ppm

 

水產動物 常見重金屬與危害

 

●甲基汞 標準：0.5-2ppm

 

視力、聽力、智能及肢體障礙，腦神經受損導致水俁症，全身麻痺嚴重可能致死。

 

●鎘 標準：<0.3ppm

 

在人體內半衰期30年，造成嘔吐腹瀉、腎臟損傷、骨骼脆裂，為致癌物。

 

●鉛 標準：<0.3ppm

 

貧血、中樞神經系統失調、頭痛失憶、腎臟受損、全身痙攣、昏迷甚至死亡。

 

●砷 現無標準，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列為一級致癌物

 

噁心嘔吐、腹瀉絞痛或血便；神經、心血管、腸胃、泌尿及造血系統受損；恐生畸形兒、皮膚癌與肺癌致死。

 

資料來源：衛生署、《蘋果》資料室

台灣蘭花閃亮 英女王驚豔

更新日期:2011/05/24 02:52 江靜玲／倫敦廿三日電

中國時報【江靜玲／倫敦廿三日電】

台灣蘭花在今年的英國切西爾花展中大展風采，獲得各界好評。英國伊莉莎白二世女王再度駐足觀賞，並接受台灣培育、以「伊莉莎白二世」命名的新獨一品種蘭花。

花展廿四日展開，在廿三日的預展中，台灣展區以百種蘭花搭配白色教堂和婚禮景觀，還有兩名模特兒身穿裝飾著台灣蘭花的新娘禮服，引起矚目。英國廣播公司花藝專家威爾森讚揚台灣的設計，「勇敢、戲劇化、搶眼。」；美國蘭協蘭花專家、評審之一的佛尼斯表示，「毫無疑問，台灣是蘭花的領導者！」

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於預展下午抵達參觀。今年，蘭協特別準備了一株命名為「伊莉莎白二世」的新種蘭花，在女王抵達參觀時，由我國駐英代表張小月代表贈送給女王。張小月同時向女王介紹，台灣是全球蘭花品種最多、創新最快的國家。「伊莉莎白二世」品種蘭花的盈利，還將特別運用在慈善工作。

另外，蘭協還準備了以「威廉王子」和「凱蒂王妃」為名的兩株新蘭花品種，致贈新婚的威廉和凱蒂。

我國駐英代表張小月表示，繼去年成功經驗，台灣政府和民間今年花費了更多時間籌備，期望把台灣「蘭花王國」的名聲介紹給更多的世界友人。

去年，台灣在一百五十個攤位中，勇獲銀牌獎。從廿三日預展的情況看來，台灣今年極有可能再上一層樓。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秘書長曾俊弼表示，「信心滿滿，沒拿金牌不回家。」

2000——2010 年德國核電存廢鬥爭內幕解密

來源：時代週報 DIE ZEIT

發表時間：3月24日

版面：第19/20版

雷納·巴克（Rainer Baake）永遠也不會忘記德國決定退出核電的那一天，可是這一天沒有留下什麼富有象徵意義的場景，也沒有一張照片可供回憶。

2000年五月，巴克當時在環境部長尤爾根·特雷廷（Jürgen Trittin）手下擔任國務秘書，他是特雷廷的得力幹將，為德國退出核電規劃了藍圖。現年55歲的巴克今天並不認為當時自己能夠如釋重負：“ 我們實現了一個重要的目標。我們，我們這一代人。但是並沒有值得慶祝的理由。”

那半年裡他和以下六個人不斷碰面密談：來自總理府的國務秘書弗蘭克·瓦爾特·施坦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來自經濟部的國務秘書阿爾弗雷德·塔克（Alfred Tacke），以及來自四大能源集團Veba、Viag、RWE和EnBW的四名代表。他們有時候在前東德時期的國務院大樓裡商談，那兒也是紅綠聯盟起步的地方；有時候在某個能源集團設在巴黎廣場旁的辦公室裡聚會。七人不斷變換聚會地點以防被記者們察覺。任何事物都不准妨礙談判，不許走漏任何風聲，他們就是這樁政治交易的幕後人。

雖然巴克深受綠黨部長特雷廷的信任，可是當時的總理卻是一個社民黨人施羅德——工業界之友。一切都要和核電工業界保持一致，而不是相反——這就是施羅德的政策。主掌經濟部的是施羅德的心腹維爾納·米勒（Werner Müller），米勒恰恰是在RWE和Veba取得輝煌的職業成就之後才進入了政界，他在退出核電的談判中謹慎保守，而內政部長奧托·希裡（OttoSchily）則有法律方面的顧慮。

最終經過六個月的商談，特雷廷、施羅德與能源集團的幾位老闆相聚在總理府。那是2000年5月14日，電業集團E.on還特地邀請了著名廚師莎拉·威娜掌廚。施羅德決定開誠佈公，向幾位業界領先下達了他所謂的“最後通牒”，經理們討價還價。最終達成了協定：從入網時間算起，每一座核電站可以運行32年。這種類型的“退出核電”讓綠黨分外鬱悶：32年呀，漫長得近乎永遠！特雷廷召集自己的人馬在憲兵市場附近的一家義大利餐廳裡商量了半夜，最終他們決定，必須要出臺一項法律，不能只是一個口頭協議。必須真正“退出核電”，這是底線。

等到德國議會審議通過核電法案並確定退出核電，時間已經來到2002年2月。石勒蘇益格-霍爾斯坦因州駐柏林代表處特意邀請特雷廷部長前去慶祝，觥籌交錯，可是現場氣氛並不熱烈。特雷廷發表了一段簡短的演講，他的黨內同仁雅史克·費舍爾則宣佈核電法案是一個里程碑，現場只有百名政治家和公務人員聆聽演講。兩個小時很快過去了，總理並未現身。

這是怎麼了，為什麼當時沒有人為退出核電歡呼？難道退出核電只是說說而已？那麼今日的狀況又如何？日本核電悲劇發生後，聯邦政府立刻停運了7座核反應爐，聽起來已經板上釘釘了，可是這種堅定又能持續多久？

還有，怎麼解釋2000年商定退出核電，可是十年後2010年的秋天，原訂的計畫又被一項新的核電站延期服役計畫取代？若想找到上述問題的答案，必須認真審視這關鍵的十年：（擁護核電的）政治活躍分子，他們的動機、他們的盟友，以及他們實現目標的六個步驟。

第一步：凝聚力量

當時有一個人尤其不甘心投降，他是蓋哈德·亨恩霍費爾（Gerald Hennenhöfer）。1994到1998年他在安吉拉·默克爾的環境部工作，負責核電安全部門，在任期內贏得了核電說客的“美名”。 就是他命令黑森州環境部不准關停已經很脆弱的Biblis A反應堆，也是他強迫薩克森-安哈爾特州環境部把核廢料儲存到有洩漏危險的Morsleben鹽礦。

特雷廷接任默克爾的職務之後，第一個動作就是單方面要求亨恩霍費爾退休。這位律師很快找到了新工作：出任慕尼克能源集團Viag的經濟政策執行副總裁。亨恩霍費爾正是四大能源集團派出與巴克談判退出核電的四位代表之一，2000年的退出核電協議亨恩霍費爾也簽了名，他必以此為奇恥大辱。核電業有一個魔鬼法則，核電站折舊期非常長，每天利潤高達百萬歐元。如果能夠令“退出核電計畫”作廢，那該給企業帶來多大的收益？

亨恩霍費爾不再擁有政治權力，但是他另闢蹊徑。他推動Viag與Veba合併成為E.on，轉型成一家純粹的能源集團，他精心經營與基民盟和自民黨的關係。2004年亨恩霍費爾轉投波恩Redeker律師事務所，為負責運營亞瑟II（Asse II）核電站的赫爾姆霍爾茨中心（Helmholtz-Zentrum）提供法律建議，為此他獲得了高達50萬歐元的報酬。

2005年安吉拉·默克爾贏得議會大選，亨恩霍費爾與能源巨頭們彈冠相慶。大選之後他立即就電量剩餘配額由核電轉移到其它電力這一議題，向主持經濟部的基社盟提出自己的法律建議。他寫道：最關鍵的是經濟利益，“（與經濟利益相比）安全問題，尤其是各種電力設施之間的安全性對比，何足道哉。”

第二步：用奢侈旅行收買政客

雖然廢止退出核電計畫在大聯合政府內尚不具備可能性（2005至2009，社民黨和基民盟/基社盟聯合執政，所以叫大聯合政府——譯者注），但是停滯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一場支持核電的運動開啟了，不僅針對選民，而且針對被選舉出來的政客。

基本上只有四大能源集團致力於電力院外遊說。它們的優勢在於，它們並非只是單純的核電集團，而是根基深厚的區域性公司，他們還運行水力發電站、火電站、風力發電場和太陽能電場。他們的節點遍佈全德，在地方政治層面編織出緊密的關係網絡。而且它們還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Vattenfall 21000名員工，EnBW20 000，RWE 70000，E.on88000。四大能源巨頭的老闆都是總理府的座上賓。

電力行業和政界聯繫最為緊密，沒有任何別的行業能與之相比。洛倫茨·梅耶（Laurenz Meyer）出任基民盟書記的時候，在公職薪水之外還從他的前東家RWE那裡領取報酬，綠黨的前能源政策發言人米夏艾拉·胡斯泰德（Michaele Hustedt）目前在RWE Innogy公司擔任高參，這家公司正是能源巨頭RWE的子公司。前政客克勞斯·克林格（Klaus Kinkel 自民党）、雷索·施勞赫（Rezzo Schlauch 綠黨）2010年就已經出現在能源巨頭EnBW的顧問席上。社民党前議員萊納德·舒爾茨（Reinhard Schultz）為Vattenfall充當顧問賺取報酬，前經濟部長沃夫岡·克雷門特（Wolfgang Clement）現在任職於RWE Power AG監事會，同樣是RWE的子公司。

大聯合政府的第一個年頭,遊說組織就開始邀請議員出席核電論壇。他們的行動很高效：核電巨頭們派出的說客通常與他們要公關的對象年歲相當，他們熟知議員所熱愛的球隊，貌似偶然地提及自己有一位跟該議員來自同一個城市的親戚，議員們驚呼“真是緣分呐“。不久之後說客就會詢問議員，如果他所在的選區內工作機會流失，人們會怎麼想？隨後又旁敲側擊地提醒道，他們和哪些黨內要員稱兄道弟。

負責能源政策的政客辦公桌上堆滿了請柬，可能是一趟參觀核電站伊薩爾I或者伊薩爾II的旅遊，又或者飛去內卡維斯特海姆（Neckarwestheim）參觀核反應爐：從柏林直飛斯圖加特，轉車去城堡酒店，和EnBW的工程師共進晚餐。第二天參觀核電站，自助午餐，然後飛往路德威希斯堡宮。

能源集團們打的如意算盤很簡單：默克爾當選只是一個開始，實際的變化還在後面，現在要做的就是促成這種變化。

第二步：致民眾的明信片

2006年，EnBW的說客頭子尤爾根·霍格雷夫（JürgenHogrefe）邀請記者、政客參加電影之夜活動，當晚放映的是戈爾的環保片《難以忽視的真相》。霍格雷夫在致辭中說：他深表欣慰，氣候變化終於被人類重視起來。能源巨頭和氣候災難，這一對組合好奇怪。

能源工業和核電論壇抓住了氣候辯論蘊含的機會來改變自身形象。一直以來只有核電的敵人能調動支持者的情緒——恐懼核電的情緒以為己用。現在核電論壇利用民眾對於氣候變化的恐懼，為零碳排放的核電工業辯護。

2007年夏，核電論壇發起了一項招貼和廣告攻勢。其中一副畫面是：布魯斯比特（Brunsbüttel）核電站前綿羊在吃草，下方注釋到：“布魯斯比特核電站：年發電量60億千瓦；碳排放量：0“。還有一副畫面一派田園風光，背景則是內卡維斯特海姆（Neckarwestheim）核電站：”在氣候變化還沒被意識到的時候，核電站就在默默地抵制溫室效應“（是想騙誰.........）。

這正符合諮詢公司PRGS在內部文件中所提議的策略：應該強調“核電和可再生能源無分高下“，這樣才能”滿足民眾的心理需要“。

2009年春夏兩季，全德86個城市的俱樂部和酒吧裡都出現了核電遊說團體提供的免費明信片。比如鮮豔的正面上寫道：“謝謝……昨夜的活動！“，背面則寫道：”還要感謝招待香脆的石爐比薩，冰涼的白葡萄酒和激動人心的電影。感謝你，烤箱！感謝你，冰箱！感謝你，電視機！感謝你，核電！“。這些不僅出現在核電網上（kernenergie.de），還能在氣候保護者網站（klimaschuetzer. De）找到。

2009年3月4日柏林“40秒“俱樂部（Club »40 seconds«）舉辦了跟”電影之夜“路線方針相似的晚會活動。核電論壇邀請一名瑞典記者、青年聯盟的一位代表、一位沼氣企業家，還有歐洲的乒乓球冠軍蒂姆·波爾一起座談德國能源的未來。這個組合聽起來很混亂，然而這些客人正是被精心挑出來的：瑞典記者負責解釋瑞典為何停止退出核電，那位沼氣企業家強調核電作為過渡科技的重要作用，波爾當時的東家TTV俱樂部則是受E.on贊助的。現場只有來自綠党的斯溫·基高爾德（Sven Giegold）持反對意見。這也是一種新的策略：核電論壇現在組織的是公共討論。明修公共辯論的棧道，暗地卻是為核電張目。

2008年還有2009年大選年，在《星期日法蘭克福報》、《法蘭克福彙報》、《世界報》以及《星期日世界報》出現了長達八頁的名為“未來問題！”的廣告。核電論壇給自己沉默的支持者提供了新的說辭：保障電力供應和氣候保護。

第四步：挺進權力中心

2009年9月29日是核電業的好日子，這個星期日他們等來了期待已久的突破。就在這一天德國舉行了選舉，選民不再害怕一個宣稱要廢止退出核電的政府。基民盟、基社盟和自由民主黨以微弱優勢贏得選舉，組成了現任聯邦政府。就在週三，也就9月30日，保守派的黑森州州長羅蘭·考赫（RolandKoch）和巴登-符騰堡州州長君特·奧汀格（Günther Oettinger）聯名致信總理府，開頭稱呼默克爾為 “尊敬的總理女士，親愛的安吉拉”。這封信奠定了默克爾執政聯盟談判的基調，信中兩位州長不只是要求延長核電站運行期限，他們要求的是廢除時限！如果他們的目的達成，那將是德國退出核電計畫的末日，以前的一切努力都付諸東流水，環保政策核心熔毀！2009年10月26日，執政各黨簽署了執政聯合協定，協定中提到核電的內容只有十二行。執政聯合將之稱為過渡到新能源時代的“橋接技術”，但是這個過度期應該非常長。“因此我們要……延長核電站的執行時間”，聯邦政府在這份契約中寫道。

諾伯特·呂特根（Nobert Röttegen）成為新的環境部長，他實際上是黑綠聯合的同情者。默克爾原以為，這位年輕的部長能增強“造物黨”的生態意識。然而呂特根迅速開革了環境部中的頂樑柱，領導核電安全部門的沃爾夫岡·恩伯格（Wolfgang Renneberg）。恩伯格2000年和雷納·巴克一起為退出核電制定了藍圖，他是一位純粹的技術型人才，被認為是最具聲望的核反應爐安全專家。恩伯格在職的時候講過不少惹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黨不滿的話，例如這句：“德國的核電站沒有一座是百分之百安全的。”（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全球有34座反應爐位在「地震高危險區」，日本有24座、美國有2，斯洛維尼亞與亞美尼亞各1座，台灣核1、核2、核3共6座反應爐，也在名單中。馬的，那就是全部的核電廠都上榜了阿！）

走了恩伯格，來了亨恩霍費爾。呂特根任命這位著名的核電說客重新領導核反應爐安全部門——這是一個給基民盟內保守派的（示好）信號。呂特根想做出成就，他是該領域的新人，完全沒有經驗——可想而知，他是從策略角度而不是從能力角度來分配職務。在野黨憤怒了，法律專家們則表示憂慮。卡塞爾的法學教授亞歷山大·羅斯納格爾（Alexander Roßnagel）認為，在亨恩霍費爾身上應該適用回避原則，“在公職之外從事同類行業的人”不該被允許參與相關決策過程。然而恰恰是這個不久前還在為核電集團們當律師的傢伙，現在就要和核電巨頭們一起商談廢止退出核電計畫了。

對於基民盟政客米夏埃爾·福克斯（MichaelFuchs）和他的朋友們來說，一切正在按計劃進行。福克斯確實和電業經理們朋友相稱。在福克斯還沒成為眾議院議員以及議會黨團領袖福爾沃爾克·考德爾副手的時候，這一點尚不引人注目。福克斯當了很長時間的後座議員，可是在弗裡德李希·邁爾茨（Friedrich Merz）之類的經濟專家退出政界之後，他變得越來越重要。他是德國雇主協會董事會成員，也是德國外貿企業協會會長。作為一名企業家，福克斯因為承銷來自日本的便攜計算器發了大財。他喜歡在夾克翻領上別一枚小小的德國國旗，他曾說：“我心中的德國是一個工業德國。”

RWE實力雄厚的領導人尤爾根·格羅斯曼（Jürgen Großmann）與福克斯議員相識已經40年，每當福克斯提到的他的時候，總是親切地稱“這個尤爾根”。從大學時代開始他們就是知交好友。這個尤爾根當時是弗賴堡Hasso- Borussia兄弟會成員，福克斯的哥哥也是該協會成員。福克斯和尤爾根總是規律性的每週日通電話，每當尤爾根順路去福克斯辦公室轉轉，福克斯總會拿出紅酒招待他，福克斯的助手必舉杯共飲，尤爾根亦以此為榮。

2010年初夏，格羅斯曼炮製出一項行動，並且詢問他的朋友福克斯“要一起來嗎？”一些名人，其中包括幾大能源集團的領導人、德意志銀行董事長還有足球經理人奧利弗·比埃爾霍夫（Oliver Bierhoff）一起簽署了這項呼籲書，呼籲德國堅持核電。福克斯說“我不會讓我的朋友失望”並且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他是唯一簽名的國會議員。由於擔心默克爾不贊同他的行動，他在自己名字後面加上了稱謂“企業家”。

福克斯的朋友格羅斯曼是德國核電院外遊說集團西部地區的軸心，他們引領北萊茵-特伐利亞州重工業領域。第二個軸心落在漢諾威，Preussen Elektra公司坐落於此，後來該公司併入E.on。第三個軸心在南方，斯蒂芬·馬普斯，巴伐利亞州州長。他是南部遊說團體最重要的盟友，來自Rems-Murr選區的基民盟議員約阿希姆·蒲菲佛（Joachim Pfeiffer）就是他的人。

就在紅綠聯盟通過退出核電法案的2002年，蒲菲佛進入德國議會，他負責協調聯盟黨的能源政策，從此成為關鍵人物。90年代他任職于施瓦本公司（Schwaben AG），該公司後來成為核心能源企業。蒲菲佛要求核電站運行期限延長至60年，他罵綠黨政客為“生態史達林主義者”，並且稱歐盟的氣候保護計畫是“對德國工業宣戰”。

在這個的新立法會議任期裡，普菲佛成為能源集團們在柏林最核心的人物，他可以在黨內進行鬥爭，爭取延長核電站運營時間。這正是員外活動集團自身所無法做到的。

第五步：攻擊部長

2010年5月5日，環境部長收到了來自環境諮詢委員會（Sachverständigenrat fürUmweltfrage，SRU）提交的一個A4紙大小的信封，裡面是一份藍白色封皮的包含7位大學教授心血的專業建議書。環境諮詢委員會已經存在了40年，存在的目的就是提醒聯邦政府避免錯誤的生態決策。2010年5月，委員會認為錯誤已經出現：那就是聯邦政府所計畫的核電站延期運行。

這份95頁的意見書打破了所謂的“橋接技術論”。文中寫道：核電和太陽能，核電站和風力發電設備技術上不相容。如果要為可再生能源（風能、太陽能）真正鋪平道路，那就必須調節核電站的發電量。太陽出現了，那就要降低核電站發電量；風停了，那就要提高核電發電量。然而核電站不能像閥門一樣關來開去。更確切的說：可以做到這點，但是效果並不好，而且會增大出現事故的概率。如果把核電作為過渡橋，那反倒會更危險。這就是環境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教授們在記者招待會上公佈了自己的報告，第二天就被報界廣泛報導，環境委員會的聲明很少能吸引到這麼高的關注度。環境部長可以選擇無視教授們的意見，靜靜等待新的話題遮蔽這一熱點。但是呂特根沒有忽視科學家們的呼聲，相反，他看起來像是科學家們的盟友。2010年2月1日，呂特根就曾和環境委員會的專家進行過第一次會面，原定時間是2個小時，但是5個小時過去了，會談仍在繼續。一位與會人士後來回憶道：“部長滿腦袋反核電方針。”

呂特根晚些時候在柏林洪堡大學所做的演講也可以證實這一點，呂特根聲稱，核電站和風力設備不相容。這位來自RWE的故鄉——北威州的基民黨人，聽起來像是一個反對核電派。

2010年上半年，當呂特根的黨內同僚都在熱心尋找支持核電延期的依據時，這位環境部長卻在唱反調：核電站執行時間越短，就越能鼓勵擴大可再生能源。呂特根認為核電站只應延期三年四年，最多八年。這位環境部長的真實立場成了一個謎：他想要什麼？什麼動機在驅動他？為什麼他把核電之友亨恩霍費爾招進部裡——之後卻聽從來自環境諮詢委員會那些核電批評者們的意見？

對於核電集團們來說，這是一場令人厭惡的事故。反對延期計畫的聲音居然出現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聯邦政府裡。

這惹怒了基民盟議員約阿希姆·普菲佛和米夏埃爾·福克斯。2010年四月，呂特根接受法蘭克福彙報訪談，該訪談表明他對綠色能源的偏愛依然沒有好轉的跡象，格羅斯曼趕緊向他的密友福克斯拉警報，福克斯則奔去總理那裡打小報告：“（呂特根）怎麼能這樣啊！”。5月，巴登-符騰堡州長馬普斯要求呂特根辭職。他的黨內好友普菲佛也馬上跟進，並且接受日報採訪說：很顯然“諾伯特·呂特根在這一事件中並未依據事實，而是有別的用心。當務之急是確定核電作為過渡技術需要存在多久。環境部長消極怠工，甚至可以說他在阻止這項工作的開展！”

這些核電集團應該慶倖的是：呂特根只是一個人在戰鬥。他在內閣中孤立無援，在黨內孤立無援，在執政聯盟裡同樣孤立無援。

第六步：密約

2010年夏，第二份專家意見書擺在呂特根面前。這一次提出意見的不再是獨立教授們，而是受資助的三家研究所——它們受聯邦政府委託，由經濟部指導完成了該報告。文中建議核電站運行期限額外延長12年，甚至可以延長20年、28年。

意見書中最核心的部分由能源經濟研究所（Energiewirtschaftlichen Institut ，EWI）完成，EWI曾接受E.on和RWE八百萬歐元經費贊助。文中稱，核電可以幫助德國實現到2050年溫室氣體減排85%的目標。聯邦政府為這份報告支付了50萬歐元諮詢費，它們終於搞到了拿得出手的支持核電的論據。

2010年8月30日，環境部長呂特根與經濟部長布呂德勒連袂出席記者會，向公眾推介這份報告。兩位對頭同台讓這場活動變得很滑稽：當布呂德勒強調核電站延期運行20年有充分的客觀理由之時，呂特根面帶微笑提醒布呂德勒，他本人認為這份報告表明，核電站運行期限不同只有“微小差異”，對於保障能源安全並不具備“決定性意義”。最後這兩位部長一起在媒體前展示了厚厚的報告書。

呂特根本人並未察覺，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他將以糟糕的心情參加這樣的記者會。這位立場一直曖昧不清的環境部長低估了他在政府中的對手。新政府與電力集團的漫長談判最終成了院外遊說集團們的傑作。政府一方的談判團以科隆檢察官拉爾斯·波特新（Lars Böttcher）為核心，而他本人卻是RWE的資深顧問，坐在談判桌邊的還有來自幾個集團的法律代表，以及亨恩霍費爾這位電力經理人的老搭檔。

2010年9月6日星期日早上，四大集團的代表簽下了一份五頁的協定，該協定被要求暫時保密，按照基民盟議會黨團領袖考徳的說法，保密是因為該協議涉及“能源企業的商業機密“。實際上這份協議廢止了退出核電計畫，法律意義上延期運行幾乎無可逆轉，連添加附注的可能都沒有：明文規定政府為建設必要的安全設施支付一定的費用，加徵燃料稅獲得的預算用於可再生能源建設——但是協議中還規定，電力公司們保留反訴的權利。

2010年十月底的一天，議員們紛紛走進環境委員會議事廳。德國議會很快就要對新的核電法案進行表決，空氣中籠罩著緊張的氣氛。議員們之前已經從媒體那裡獲知政府已經與電業集團簽署了協議，他們將在這兒討論一項木已成舟的法律。

 “政府是電力行業的應聲蟲！“，比洛（Bülow）在委員會上發言：”他們為了錢出賣了安全！“比洛是社民黨的能源政策發言人，在他15歲那年切爾諾貝利發生了核爆炸。眾所周知，比洛曾寫過一本書揭露議員在院外遊說集團面前軟弱無力。

當天比洛還要求環境委員會的相關討論對公眾開放，該提議被駁回。綠黨要求進行一場相關聽證，該提議同樣被駁回。生米已成熟飯，反對黨團議員被禁止繼續提出其他干擾議程。社民黨的發言人比洛起草了一份聲明抗議道，這份協議是不合法的，國家還從未參與過這樣的秘密談判，這是對民主的破壞。可是他不被允許宣讀這份聲明。民眾的代表們只能沉默噤聲。

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年頭。基民盟和自民黨給老闆們送了一份數十億歐元的大禮，他們民調支援度大幅直線下跌。基多·韋斯特維勒（Guido Westerwelle）胡扯什麼德國要警惕類似“羅馬晚期的衰落”，民眾則遊行示威抗議核電。執政聯盟沒有去努力爭取民眾的理解，卻反而急衝衝催促議會儘快通過他們的法案。因為他們自己都內心不安？

2010年10月28日，議會就要對能源法案進行表決，執政黨一意孤行的代價顯而易見：議會的氣氛正在毒化。綠黨議員統一身著黑色喪服出席，自民黨代表約克·范·艾森則借機攻擊（將綠黨比作納粹）：“在議會穿著統一制服的黨，不是什麼福音！“。左翼党的居西（Gregor Gysi）高呼：”四大巨頭贏了！千百萬民眾輸了。“社民黨主席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在會上向政府呼告：”是你們把一體的社會硬生生撕裂！“。綠黨議會領袖特雷廷則直言這是一場“政變”。

然而表現得最無恥最令人髮指的是環境部長呂特根。呂特根突然轉向，攻擊他的兩位前任加布里爾和特雷廷兩人“是不敢承擔責任的懦夫”、“在能源政策上盲人騎瞎馬”。當政府制定出延期14年的“革命性舉措”之時，反對黨們只會發出“毫無依據的咆哮”並且散播恐懼。貪權的政客只知道出臺法律，卻不瞭解其實質。呂特根在演講結尾處還特意向總理表達了祝賀。

一切塵埃落定，308位議員贊成延期，289位反對。

半年之後，日本地震。福島核電站失控，整個世界目睹了核電的失敗。計畫趕不上變化，聯邦政府又要重新廢止原訂的廢止退出核電計畫了。總理緊急命令關停了幾座老式核電站，能源集團們正在考慮要不要因此把總理告上法庭。基民盟議員米夏埃爾·福克斯給德國工業協會主席打電話，建議他在出席Maybrit Illner脫口秀的時候不要在核電問題上搞“綏靖政策”。福克斯的黨內同僚約阿希姆·普菲佛則警告說不能盲動，不要衝動決策。環境部正在思量如何檢測德國核電站的安全狀況，領導反應堆安全部門的蓋哈德·亨恩霍費爾要為此大傷腦筋了。這位參與見證德國核電政策存廢反復波折的先生，這一回還能不能再一次阻擋德國退出核電？

膚色是我們多元的特徵之一，性傾向也是…

膚色是我們多元的特徵之一，性傾向也是…(Desmond Tutu的演說全文翻譯)

最近，有部分保守的宗教團體，以「真愛」之名行歧視之實，就在這個時刻，重溫Desmond Tutu總主教(Archbishop)真對性別人權的發言，顯得如此的重要與可貴。

Desmond Tutu是南非開普敦第一位聖公會的黑人總主教，他長期致力於人權議題，主張廢除南非種族隔離政策，並爲愛滋、肺結核等疾病而戰，也對恐同、種族主義...等議題多所貢獻，因而獲得1984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在曼德拉當選總統以後，曾擔任南非真相與和解調查委員會的主席。他也曾在2007年訪問台灣，以「轉型正義」為題，在「轉型正義與國族融合」 國際研討會上發表演講。

上面這段錄影帶，是Desmond Tutu針對性別人權議題所做的發言，以下是全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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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親愛的朋友們，今天我的訴求是人類共同的人道關懷。聯合國引以為傲的理想是人人都能享有平等、尊嚴、與尊重，這樣的統合性目標，跨越了人類的多元性。

在這個世上，有許多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的人正遭受到迫害，他們必須面對暴力、凌虐、與定罪，只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與所愛的人與其他人不同。

毫無疑問的，他們也是神的孩子，對我來說他們也是最終的祝福所在。

在南非，我們花了數年的時間在對抗邪惡的種族隔離政策，它將人類給隔離開來，同樣是神的孩子，只是因為種族的不同，卻被剝奪了基本的人權。

慶幸地，全世界都支持我們爭取自由與尊嚴，我很驕傲在南非，我們最終贏得了重新制定憲法的機會，保障了包括性傾向在內的法律，因為從我們的苦難經驗中，我們知道如果它會傷害我們其中一人，也會傷害所有人。

我再一次強調，有一群人他們的基本權力與自由被否定了，男同性戀被送入監獄、羞辱，跨性別者被攻擊，女同性戀被強暴。這些男女同性戀的弟兄姊妹們，在南非或在全世界，都活在恐懼裡，活在暗處裡，無法獲得應有的照顧與保護，這是國家應該提供給所有公民的。他們也無法獲得完善的居家照護，尤其是當我們所有人，特別是南非人，急需取得的HI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相關照護的狀況下。

這樣的仇恨必須停止。

性傾向就像膚色一樣，是我們多元特徵的一部分，聽到神的孩子必須面對如此嚴重的問題，是件多麼讓人傷心的事。貧困、病毒、墮落…常與人類的性傾向相糾纏，難道這個世界是的仇恨還不夠多嗎? 甚至不惜迫害這些你們所愛的人? 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都是許多家庭成員的一部分，也是人類大家庭的一部分，更是神的家庭的一份子，當然，他們也是非洲大家庭的一份子。

聯合國必須扮演特殊的角色，及其責任，當有任何人被低等地對待，或仇恨與凌虐獲得勝利之時。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都是我們的兒子與女兒、我們的家人、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同事與夥伴，他們是人類大家庭中平等的成員，他們與你我一樣擁有相同的權力。

不要失去信心以面對仇恨、暴力與定罪，他們需要你的領導，需要你的保護，需要你的幫助以取得平等的尊嚴與尊重。不要讓他們失望，你必須站起來捍衛普遍性人道關懷的原則。排斥他們不是我們所樂見的，而是要一起共享自由與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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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翻譯有誤，請在底下留言告知，謝謝。)

引用網址：http://nooorman.blogspot.com/2011/05/desmond-tutu.html

IMF真正的醜聞不是卡恩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因受到強姦未遂指控而被捕，這起事件給IMF帶來了它最不想要的一樣東西。那就是外界的關注。

這個未經選舉產生的機構對於現代世界來說，就相當於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廷，它在任何地方都隱身幕後掌握實權，從來不用承擔責任。考慮到市場有傳言說，卡恩被捕可能令希臘為其債務再融資的機會受損。這樣的事情竟然能進入人們考慮的範圍，這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了。

這起事件令人沮喪地證明了人類天性，即只有骯臟的性醜聞才會吸引人們的注意力。

不過既然已經引起了注意，那就讓我厚著臉皮跟一次風，帶大家看看一起真正的IMF醜聞。那起醜聞實際上影響到了每個人的生活，然而卻被人們忽略了。

事情也就是短短幾個月之前發生的，不過公眾在晚間新聞節目中可能沒看到太多有關此事的報道。我懷疑訪談節目“The View”也沒提起過這個話題。

故事梗概是這樣的：IMF的傲慢自大、自滿自足和政治詭計是如何從側面導致了幾十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

這不是我一個人的觀點。IMF自身的獨立審計機構獨立評估辦公室(Independent Evaluation Office)就是這樣認為的。該辦公室的職責就是找出什麼地方出了問題。

獨立評估辦公室的調查人員們發現，從2004年直到2007年年中，IMF對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缺陷和風險幾乎一無所知。

IMF未能發出明確警告。事實上直到2007年4月，IMF發出的主要信息一直是對普遍良好的全球環境表示持續樂觀。

我不是在開玩笑，那時次債問題開始令金融市場警覺已有幾個月之久。

你是否覺得這一切沒關係？全都是陳年舊事了？如今美國有大批人失業，創紀錄的破產和止贖，還有無數破產的家庭，這一切都是拜過去幾年的金融災難所賜。美國政府正朝著新的金融危機急馳飛奔。再看看歐洲的危機情況吧。

對於金融系統來說，IMF就是前哨。而在信貸泡沫期間，它又在哪裡？

在一場十分有力的批判中，對IMF進行調查的人士發現了它未能履行職責的原因所在：自大、自滿和玩弄政治。

自大？據這份報告透露，IMF的工作人員很少費心去看外界的研究或分析。所以即便很多聰明的經濟學家早在2004年至2006年間就提醒說未來可能發生信貸危機，但IMF對這些觀點根本不屑一顧。要知道，早在2003年，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就將衍生品比作金融界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相反，IMF的頭頭腦腦圍坐一圈，沉湎於所謂“團體盲思”（groupthink）。他們同意“市場約束和自行監管足以避免金融機構的嚴重問題”。由於非常傲慢，這些人“相信發達經濟體不大可能出現危機。這些國家“先進的”金融市場並不需要太多的監管就可以安然度過危機。

哦，西方國家是多麼的先進啊！怪不得中國人擁有我們的一切，因為我們太先進了。

自滿？來看看自滿是如何釀成嚴重後果的：調查人員說，IMF的工作人員並未充分進行資產負債表分析，有時方法還不正確。他們接著寫道，IMF的一位資深工作人員這樣說，在進行宏觀分析時，我們沒有用到資產負債表分析。

你有什麼話說？任何一位剛入職的分析師都知道資產負債表分析是宏觀分析的起點，甚至利潤表的重要性都不能與之相比，但IMF的工作人員卻連看都懶得看。或許我可以補充一點，自己管理過資產超過一個月的個人投資者都知道資產負債表分析的重要性。

在分析金融界的現狀時，該報告發現，IMF“忽略或誤解”了很多數據。更妙的是，“缺乏相關數據並不能阻止IMF稱讚某些國家金融體系的狀況，也無法阻止他們讚美資產證券化的風險分散功能”。是不是很了不起？請再讀一遍。

玩弄政治？沒有一個人願意“多嘴”﹔沒有一個人願意違背普遍的看法﹔每一個人都想追隨大流明哲保身。這就是在IMF的神壇里往上爬的生存法則。伙計，別搗亂！別和老板鬧分歧，哪怕他是錯的。

據獨立評估辦公室透露，IMF的工作人員看到，盲從無罪，哪怕事後證實盲從的觀點有誤。真是難以令人置信。報告中說，好幾位高級工作人員感到堅定表達異見會毀掉自己的職業生涯。這還只是高級員工，天知道初級員工的感受。

令人吃驚的是，IMF所有這些巨大漏洞並非是最近出現的，上述事實早已是盡人皆知。報告說，十幾年來，一些批評者一直在對這些漏洞提出警告，但沒有人有所作為。

畢竟，它們是IMF，誰又敢質疑這些官員的權威性呢？

或許，卡恩被收押在紐約里克斯島（Rikers Island）監獄的事實能褪去部分籠罩在IMF週圍的神秘光環。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此事來得正是時候。

Brett Arends

本文譯自Market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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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網址：http://cn.wsj.com/big5/20110519/roi075846.asp?source=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