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時代週報 DIE ZEIT
發表時間：3月24日
版面：第19/20版
雷納·巴克（Rainer Baake）永遠也不會忘記德國決定退出核電的那一天，可是這一天沒有留下什麼富有象徵意義的場景，也沒有一張照片可供回憶。
2000年五月，巴克當時在環境部長尤爾根·特雷廷（Jürgen Trittin）手下擔任國務秘書，他是特雷廷的得力幹將，為德國退出核電規劃了藍圖。現年55歲的巴克今天並不認為當時自己能夠如釋重負：“ 我們實現了一個重要的目標。我們，我們這一代人。但是並沒有值得慶祝的理由。”
那半年裡他和以下六個人不斷碰面密談：來自總理府的國務秘書弗蘭克·瓦爾特·施坦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來自經濟部的國務秘書阿爾弗雷德·塔克（Alfred Tacke），以及來自四大能源集團Veba、Viag、RWE和EnBW的四名代表。他們有時候在前東德時期的國務院大樓裡商談，那兒也是紅綠聯盟起步的地方；有時候在某個能源集團設在巴黎廣場旁的辦公室裡聚會。七人不斷變換聚會地點以防被記者們察覺。任何事物都不准妨礙談判，不許走漏任何風聲，他們就是這樁政治交易的幕後人。
雖然巴克深受綠黨部長特雷廷的信任，可是當時的總理卻是一個社民黨人施羅德——工業界之友。一切都要和核電工業界保持一致，而不是相反——這就是施羅德的政策。主掌經濟部的是施羅德的心腹維爾納·米勒（Werner Müller），米勒恰恰是在RWE和Veba取得輝煌的職業成就之後才進入了政界，他在退出核電的談判中謹慎保守，而內政部長奧托·希裡（OttoSchily）則有法律方面的顧慮。
最終經過六個月的商談，特雷廷、施羅德與能源集團的幾位老闆相聚在總理府。那是2000年5月14日，電業集團E.on還特地邀請了著名廚師莎拉·威娜掌廚。施羅德決定開誠佈公，向幾位業界領先下達了他所謂的“最後通牒”，經理們討價還價。最終達成了協定：從入網時間算起，每一座核電站可以運行32年。這種類型的“退出核電”讓綠黨分外鬱悶：32年呀，漫長得近乎永遠！特雷廷召集自己的人馬在憲兵市場附近的一家義大利餐廳裡商量了半夜，最終他們決定，必須要出臺一項法律，不能只是一個口頭協議。必須真正“退出核電”，這是底線。
等到德國議會審議通過核電法案並確定退出核電，時間已經來到2002年2月。石勒蘇益格-霍爾斯坦因州駐柏林代表處特意邀請特雷廷部長前去慶祝，觥籌交錯，可是現場氣氛並不熱烈。特雷廷發表了一段簡短的演講，他的黨內同仁雅史克·費舍爾則宣佈核電法案是一個里程碑，現場只有百名政治家和公務人員聆聽演講。兩個小時很快過去了，總理並未現身。
這是怎麼了，為什麼當時沒有人為退出核電歡呼？難道退出核電只是說說而已？那麼今日的狀況又如何？日本核電悲劇發生後，聯邦政府立刻停運了7座核反應爐，聽起來已經板上釘釘了，可是這種堅定又能持續多久？
還有，怎麼解釋2000年商定退出核電，可是十年後2010年的秋天，原訂的計畫又被一項新的核電站延期服役計畫取代？若想找到上述問題的答案，必須認真審視這關鍵的十年：（擁護核電的）政治活躍分子，他們的動機、他們的盟友，以及他們實現目標的六個步驟。
第一步：凝聚力量
當時有一個人尤其不甘心投降，他是蓋哈德·亨恩霍費爾（Gerald Hennenhöfer）。1994到1998年他在安吉拉·默克爾的環境部工作，負責核電安全部門，在任期內贏得了核電說客的“美名”。 就是他命令黑森州環境部不准關停已經很脆弱的Biblis A反應堆，也是他強迫薩克森-安哈爾特州環境部把核廢料儲存到有洩漏危險的Morsleben鹽礦。
特雷廷接任默克爾的職務之後，第一個動作就是單方面要求亨恩霍費爾退休。這位律師很快找到了新工作：出任慕尼克能源集團Viag的經濟政策執行副總裁。亨恩霍費爾正是四大能源集團派出與巴克談判退出核電的四位代表之一，2000年的退出核電協議亨恩霍費爾也簽了名，他必以此為奇恥大辱。核電業有一個魔鬼法則，核電站折舊期非常長，每天利潤高達百萬歐元。如果能夠令“退出核電計畫”作廢，那該給企業帶來多大的收益？
亨恩霍費爾不再擁有政治權力，但是他另闢蹊徑。他推動Viag與Veba合併成為E.on，轉型成一家純粹的能源集團，他精心經營與基民盟和自民黨的關係。2004年亨恩霍費爾轉投波恩Redeker律師事務所，為負責運營亞瑟II（Asse II）核電站的赫爾姆霍爾茨中心（Helmholtz-Zentrum）提供法律建議，為此他獲得了高達50萬歐元的報酬。
2005年安吉拉·默克爾贏得議會大選，亨恩霍費爾與能源巨頭們彈冠相慶。大選之後他立即就電量剩餘配額由核電轉移到其它電力這一議題，向主持經濟部的基社盟提出自己的法律建議。他寫道：最關鍵的是經濟利益，“（與經濟利益相比）安全問題，尤其是各種電力設施之間的安全性對比，何足道哉。”
第二步：用奢侈旅行收買政客
雖然廢止退出核電計畫在大聯合政府內尚不具備可能性（2005至2009，社民黨和基民盟/基社盟聯合執政，所以叫大聯合政府——譯者注），但是停滯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一場支持核電的運動開啟了，不僅針對選民，而且針對被選舉出來的政客。
基本上只有四大能源集團致力於電力院外遊說。它們的優勢在於，它們並非只是單純的核電集團，而是根基深厚的區域性公司，他們還運行水力發電站、火電站、風力發電場和太陽能電場。他們的節點遍佈全德，在地方政治層面編織出緊密的關係網絡。而且它們還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Vattenfall 21000名員工，EnBW20 000，RWE 70000，E.on88000。四大能源巨頭的老闆都是總理府的座上賓。
電力行業和政界聯繫最為緊密，沒有任何別的行業能與之相比。洛倫茨·梅耶（Laurenz Meyer）出任基民盟書記的時候，在公職薪水之外還從他的前東家RWE那裡領取報酬，綠黨的前能源政策發言人米夏艾拉·胡斯泰德（Michaele Hustedt）目前在RWE Innogy公司擔任高參，這家公司正是能源巨頭RWE的子公司。前政客克勞斯·克林格（Klaus Kinkel 自民党）、雷索·施勞赫（Rezzo Schlauch 綠黨）2010年就已經出現在能源巨頭EnBW的顧問席上。社民党前議員萊納德·舒爾茨（Reinhard Schultz）為Vattenfall充當顧問賺取報酬，前經濟部長沃夫岡·克雷門特（Wolfgang Clement）現在任職於RWE Power AG監事會，同樣是RWE的子公司。
大聯合政府的第一個年頭,遊說組織就開始邀請議員出席核電論壇。他們的行動很高效：核電巨頭們派出的說客通常與他們要公關的對象年歲相當，他們熟知議員所熱愛的球隊，貌似偶然地提及自己有一位跟該議員來自同一個城市的親戚，議員們驚呼“真是緣分呐“。不久之後說客就會詢問議員，如果他所在的選區內工作機會流失，人們會怎麼想？隨後又旁敲側擊地提醒道，他們和哪些黨內要員稱兄道弟。
負責能源政策的政客辦公桌上堆滿了請柬，可能是一趟參觀核電站伊薩爾I或者伊薩爾II的旅遊，又或者飛去內卡維斯特海姆（Neckarwestheim）參觀核反應爐：從柏林直飛斯圖加特，轉車去城堡酒店，和EnBW的工程師共進晚餐。第二天參觀核電站，自助午餐，然後飛往路德威希斯堡宮。
能源集團們打的如意算盤很簡單：默克爾當選只是一個開始，實際的變化還在後面，現在要做的就是促成這種變化。
第二步：致民眾的明信片
2006年，EnBW的說客頭子尤爾根·霍格雷夫（JürgenHogrefe）邀請記者、政客參加電影之夜活動，當晚放映的是戈爾的環保片《難以忽視的真相》。霍格雷夫在致辭中說：他深表欣慰，氣候變化終於被人類重視起來。能源巨頭和氣候災難，這一對組合好奇怪。
能源工業和核電論壇抓住了氣候辯論蘊含的機會來改變自身形象。一直以來只有核電的敵人能調動支持者的情緒——恐懼核電的情緒以為己用。現在核電論壇利用民眾對於氣候變化的恐懼，為零碳排放的核電工業辯護。
2007年夏，核電論壇發起了一項招貼和廣告攻勢。其中一副畫面是：布魯斯比特（Brunsbüttel）核電站前綿羊在吃草，下方注釋到：“布魯斯比特核電站：年發電量60億千瓦；碳排放量：0“。還有一副畫面一派田園風光，背景則是內卡維斯特海姆（Neckarwestheim）核電站：”在氣候變化還沒被意識到的時候，核電站就在默默地抵制溫室效應“（是想騙誰.........）。
這正符合諮詢公司PRGS在內部文件中所提議的策略：應該強調“核電和可再生能源無分高下“，這樣才能”滿足民眾的心理需要“。
2009年春夏兩季，全德86個城市的俱樂部和酒吧裡都出現了核電遊說團體提供的免費明信片。比如鮮豔的正面上寫道：“謝謝……昨夜的活動！“，背面則寫道：”還要感謝招待香脆的石爐比薩，冰涼的白葡萄酒和激動人心的電影。感謝你，烤箱！感謝你，冰箱！感謝你，電視機！感謝你，核電！“。這些不僅出現在核電網上（kernenergie.de），還能在氣候保護者網站（klimaschuetzer. De）找到。
2009年3月4日柏林“40秒“俱樂部（Club »40 seconds«）舉辦了跟”電影之夜“路線方針相似的晚會活動。核電論壇邀請一名瑞典記者、青年聯盟的一位代表、一位沼氣企業家，還有歐洲的乒乓球冠軍蒂姆·波爾一起座談德國能源的未來。這個組合聽起來很混亂，然而這些客人正是被精心挑出來的：瑞典記者負責解釋瑞典為何停止退出核電，那位沼氣企業家強調核電作為過渡科技的重要作用，波爾當時的東家TTV俱樂部則是受E.on贊助的。現場只有來自綠党的斯溫·基高爾德（Sven Giegold）持反對意見。這也是一種新的策略：核電論壇現在組織的是公共討論。明修公共辯論的棧道，暗地卻是為核電張目。
2008年還有2009年大選年，在《星期日法蘭克福報》、《法蘭克福彙報》、《世界報》以及《星期日世界報》出現了長達八頁的名為“未來問題！”的廣告。核電論壇給自己沉默的支持者提供了新的說辭：保障電力供應和氣候保護。
第四步：挺進權力中心
2009年9月29日是核電業的好日子，這個星期日他們等來了期待已久的突破。就在這一天德國舉行了選舉，選民不再害怕一個宣稱要廢止退出核電的政府。基民盟、基社盟和自由民主黨以微弱優勢贏得選舉，組成了現任聯邦政府。就在週三，也就9月30日，保守派的黑森州州長羅蘭·考赫（RolandKoch）和巴登-符騰堡州州長君特·奧汀格（Günther Oettinger）聯名致信總理府，開頭稱呼默克爾為 “尊敬的總理女士，親愛的安吉拉”。這封信奠定了默克爾執政聯盟談判的基調，信中兩位州長不只是要求延長核電站運行期限，他們要求的是廢除時限！如果他們的目的達成，那將是德國退出核電計畫的末日，以前的一切努力都付諸東流水，環保政策核心熔毀！2009年10月26日，執政各黨簽署了執政聯合協定，協定中提到核電的內容只有十二行。執政聯合將之稱為過渡到新能源時代的“橋接技術”，但是這個過度期應該非常長。“因此我們要……延長核電站的執行時間”，聯邦政府在這份契約中寫道。
諾伯特·呂特根（Nobert Röttegen）成為新的環境部長，他實際上是黑綠聯合的同情者。默克爾原以為，這位年輕的部長能增強“造物黨”的生態意識。然而呂特根迅速開革了環境部中的頂樑柱，領導核電安全部門的沃爾夫岡·恩伯格（Wolfgang Renneberg）。恩伯格2000年和雷納·巴克一起為退出核電制定了藍圖，他是一位純粹的技術型人才，被認為是最具聲望的核反應爐安全專家。恩伯格在職的時候講過不少惹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黨不滿的話，例如這句：“德國的核電站沒有一座是百分之百安全的。”（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全球有34座反應爐位在「地震高危險區」，日本有24座、美國有2，斯洛維尼亞與亞美尼亞各1座，台灣核1、核2、核3共6座反應爐，也在名單中。馬的，那就是全部的核電廠都上榜了阿！）
走了恩伯格，來了亨恩霍費爾。呂特根任命這位著名的核電說客重新領導核反應爐安全部門——這是一個給基民盟內保守派的（示好）信號。呂特根想做出成就，他是該領域的新人，完全沒有經驗——可想而知，他是從策略角度而不是從能力角度來分配職務。在野黨憤怒了，法律專家們則表示憂慮。卡塞爾的法學教授亞歷山大·羅斯納格爾（Alexander Roßnagel）認為，在亨恩霍費爾身上應該適用回避原則，“在公職之外從事同類行業的人”不該被允許參與相關決策過程。然而恰恰是這個不久前還在為核電集團們當律師的傢伙，現在就要和核電巨頭們一起商談廢止退出核電計畫了。
對於基民盟政客米夏埃爾·福克斯（MichaelFuchs）和他的朋友們來說，一切正在按計劃進行。福克斯確實和電業經理們朋友相稱。在福克斯還沒成為眾議院議員以及議會黨團領袖福爾沃爾克·考德爾副手的時候，這一點尚不引人注目。福克斯當了很長時間的後座議員，可是在弗裡德李希·邁爾茨（Friedrich Merz）之類的經濟專家退出政界之後，他變得越來越重要。他是德國雇主協會董事會成員，也是德國外貿企業協會會長。作為一名企業家，福克斯因為承銷來自日本的便攜計算器發了大財。他喜歡在夾克翻領上別一枚小小的德國國旗，他曾說：“我心中的德國是一個工業德國。”
RWE實力雄厚的領導人尤爾根·格羅斯曼（Jürgen Großmann）與福克斯議員相識已經40年，每當福克斯提到的他的時候，總是親切地稱“這個尤爾根”。從大學時代開始他們就是知交好友。這個尤爾根當時是弗賴堡Hasso- Borussia兄弟會成員，福克斯的哥哥也是該協會成員。福克斯和尤爾根總是規律性的每週日通電話，每當尤爾根順路去福克斯辦公室轉轉，福克斯總會拿出紅酒招待他，福克斯的助手必舉杯共飲，尤爾根亦以此為榮。
2010年初夏，格羅斯曼炮製出一項行動，並且詢問他的朋友福克斯“要一起來嗎？”一些名人，其中包括幾大能源集團的領導人、德意志銀行董事長還有足球經理人奧利弗·比埃爾霍夫（Oliver Bierhoff）一起簽署了這項呼籲書，呼籲德國堅持核電。福克斯說“我不會讓我的朋友失望”並且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他是唯一簽名的國會議員。由於擔心默克爾不贊同他的行動，他在自己名字後面加上了稱謂“企業家”。
福克斯的朋友格羅斯曼是德國核電院外遊說集團西部地區的軸心，他們引領北萊茵-特伐利亞州重工業領域。第二個軸心落在漢諾威，Preussen Elektra公司坐落於此，後來該公司併入E.on。第三個軸心在南方，斯蒂芬·馬普斯，巴伐利亞州州長。他是南部遊說團體最重要的盟友，來自Rems-Murr選區的基民盟議員約阿希姆·蒲菲佛（Joachim Pfeiffer）就是他的人。
就在紅綠聯盟通過退出核電法案的2002年，蒲菲佛進入德國議會，他負責協調聯盟黨的能源政策，從此成為關鍵人物。90年代他任職于施瓦本公司（Schwaben AG），該公司後來成為核心能源企業。蒲菲佛要求核電站運行期限延長至60年，他罵綠黨政客為“生態史達林主義者”，並且稱歐盟的氣候保護計畫是“對德國工業宣戰”。
在這個的新立法會議任期裡，普菲佛成為能源集團們在柏林最核心的人物，他可以在黨內進行鬥爭，爭取延長核電站運營時間。這正是員外活動集團自身所無法做到的。
第五步：攻擊部長
2010年5月5日，環境部長收到了來自環境諮詢委員會（Sachverständigenrat fürUmweltfrage，SRU）提交的一個A4紙大小的信封，裡面是一份藍白色封皮的包含7位大學教授心血的專業建議書。環境諮詢委員會已經存在了40年，存在的目的就是提醒聯邦政府避免錯誤的生態決策。2010年5月，委員會認為錯誤已經出現：那就是聯邦政府所計畫的核電站延期運行。
這份95頁的意見書打破了所謂的“橋接技術論”。文中寫道：核電和太陽能，核電站和風力發電設備技術上不相容。如果要為可再生能源（風能、太陽能）真正鋪平道路，那就必須調節核電站的發電量。太陽出現了，那就要降低核電站發電量；風停了，那就要提高核電發電量。然而核電站不能像閥門一樣關來開去。更確切的說：可以做到這點，但是效果並不好，而且會增大出現事故的概率。如果把核電作為過渡橋，那反倒會更危險。這就是環境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教授們在記者招待會上公佈了自己的報告，第二天就被報界廣泛報導，環境委員會的聲明很少能吸引到這麼高的關注度。環境部長可以選擇無視教授們的意見，靜靜等待新的話題遮蔽這一熱點。但是呂特根沒有忽視科學家們的呼聲，相反，他看起來像是科學家們的盟友。2010年2月1日，呂特根就曾和環境委員會的專家進行過第一次會面，原定時間是2個小時，但是5個小時過去了，會談仍在繼續。一位與會人士後來回憶道：“部長滿腦袋反核電方針。”
呂特根晚些時候在柏林洪堡大學所做的演講也可以證實這一點，呂特根聲稱，核電站和風力設備不相容。這位來自RWE的故鄉——北威州的基民黨人，聽起來像是一個反對核電派。
2010年上半年，當呂特根的黨內同僚都在熱心尋找支持核電延期的依據時，這位環境部長卻在唱反調：核電站執行時間越短，就越能鼓勵擴大可再生能源。呂特根認為核電站只應延期三年四年，最多八年。這位環境部長的真實立場成了一個謎：他想要什麼？什麼動機在驅動他？為什麼他把核電之友亨恩霍費爾招進部裡——之後卻聽從來自環境諮詢委員會那些核電批評者們的意見？
對於核電集團們來說，這是一場令人厭惡的事故。反對延期計畫的聲音居然出現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聯邦政府裡
。
這惹怒了基民盟議員約阿希姆·普菲佛和米夏埃爾·福克斯。2010年四月，呂特根接受法蘭克福彙報訪談，該訪談表明他對綠色能源的偏愛依然沒有好轉的跡象，格羅斯曼趕緊向他的密友福克斯拉警報，福克斯則奔去總理那裡打小報告：“（呂特根）怎麼能這樣啊！”。5月，巴登-符騰堡州長馬普斯要求呂特根辭職。他的黨內好友普菲佛也馬上跟進，並且接受日報採訪說：很顯然“諾伯特·呂特根在這一事件中並未依據事實，而是有別的用心。當務之急是確定核電作為過渡技術需要存在多久。環境部長消極怠工，甚至可以說他在阻止這項工作的開展！”
這些核電集團應該慶倖的是：呂特根只是一個人在戰鬥。他在內閣中孤立無援，在黨內孤立無援，在執政聯盟裡同樣孤立無援。
第六步：密約
2010年夏，第二份專家意見書擺在呂特根面前。這一次提出意見的不再是獨立教授們，而是受資助的三家研究所——它們受聯邦政府委託，由經濟部指導完成了該報告。文中建議核電站運行期限額外延長12年，甚至可以延長20年、28年。
意見書中最核心的部分由能源經濟研究所（Energiewirtschaftlichen Institut ，EWI）完成，EWI曾接受E.on和RWE八百萬歐元經費贊助。文中稱，核電可以幫助德國實現到2050年溫室氣體減排85%的目標。聯邦政府為這份報告支付了50萬歐元諮詢費，它們終於搞到了拿得出手的支持核電的論據。
2010年8月30日，環境部長呂特根與經濟部長布呂德勒連袂出席記者會，向公眾推介這份報告。兩位對頭同台讓這場活動變得很滑稽：當布呂德勒強調核電站延期運行20年有充分的客觀理由之時，呂特根面帶微笑提醒布呂德勒，他本人認為這份報告表明，核電站運行期限不同只有“微小差異”，對於保障能源安全並不具備“決定性意義”。最後這兩位部長一起在媒體前展示了厚厚的報告書。
呂特根本人並未察覺，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他將以糟糕的心情參加這樣的記者會。這位立場一直曖昧不清的環境部長低估了他在政府中的對手。新政府與電力集團的漫長談判最終成了院外遊說集團們的傑作。政府一方的談判團以科隆檢察官拉爾斯·波特新（Lars Böttcher）為核心，而他本人卻是RWE的資深顧問，坐在談判桌邊的還有來自幾個集團的法律代表，以及亨恩霍費爾這位電力經理人的老搭檔。
2010年9月6日星期日早上，四大集團的代表簽下了一份五頁的協定，該協定被要求暫時保密，按照基民盟議會黨團領袖考徳的說法，保密是因為該協議涉及“能源企業的商業機密“。實際上這份協議廢止了退出核電計畫，法律意義上延期運行幾乎無可逆轉，連添加附注的可能都沒有：明文規定政府為建設必要的安全設施支付一定的費用，加徵燃料稅獲得的預算用於可再生能源建設——但是協議中還規定，電力公司們保留反訴的權利。
2010年十月底的一天，議員們紛紛走進環境委員會議事廳。德國議會很快就要對新的核電法案進行表決，空氣中籠罩著緊張的氣氛。議員們之前已經從媒體那裡獲知政府已經與電業集團簽署了協議，他們將在這兒討論一項木已成舟的法律。
“政府是電力行業的應聲蟲！“，比洛（Bülow）在委員會上發言：”他們為了錢出賣了安全！“比洛是社民黨的能源政策發言人，在他15歲那年切爾諾貝利發生了核爆炸。眾所周知，比洛曾寫過一本書揭露議員在院外遊說集團面前軟弱無力。
當天比洛還要求環境委員會的相關討論對公眾開放，該提議被駁回。綠黨要求進行一場相關聽證，該提議同樣被駁回。生米已成熟飯，反對黨團議員被禁止繼續提出其他干擾議程。社民黨的發言人比洛起草了一份聲明抗議道，這份協議是不合法的，國家還從未參與過這樣的秘密談判，這是對民主的破壞。可是他不被允許宣讀這份聲明。民眾的代表們只能沉默噤聲。
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年頭。基民盟和自民黨給老闆們送了一份數十億歐元的大禮，他們民調支援度大幅直線下跌。基多·韋斯特維勒（Guido Westerwelle）胡扯什麼德國要警惕類似“羅馬晚期的衰落”，民眾則遊行示威抗議核電。執政聯盟沒有去努力爭取民眾的理解，卻反而急衝衝催促議會儘快通過他們的法案。因為他們自己都內心不安？
2010年10月28日，議會就要對能源法案進行表決，執政黨一意孤行的代價顯而易見：議會的氣氛正在毒化。綠黨議員統一身著黑色喪服出席，自民黨代表約克·范·艾森則借機攻擊（將綠黨比作納粹）：“在議會穿著統一制服的黨，不是什麼福音！“。左翼党的居西（Gregor Gysi）高呼：”四大巨頭贏了！千百萬民眾輸了。“社民黨主席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在會上向政府呼告：”是你們把一體的社會硬生生撕裂！“。綠黨議會領袖特雷廷則直言這是一場“政變”。
然而表現得最無恥最令人髮指的是環境部長呂特根。呂特根突然轉向，攻擊他的兩位前任加布里爾和特雷廷兩人“是不敢承擔責任的懦夫”、“在能源政策上盲人騎瞎馬”。當政府制定出延期14年的“革命性舉措”之時，反對黨們只會發出“毫無依據的咆哮”並且散播恐懼。貪權的政客只知道出臺法律，卻不瞭解其實質。呂特根在演講結尾處還特意向總理表達了祝賀。
一切塵埃落定，308位議員贊成延期，289位反對。
半年之後，日本地震。福島核電站失控，整個世界目睹了核電的失敗。計畫趕不上變化，聯邦政府又要重新廢止原訂的廢止退出核電計畫了。總理緊急命令關停了幾座老式核電站，能源集團們正在考慮要不要因此把總理告上法庭。基民盟議員米夏埃爾·福克斯給德國工業協會主席打電話，建議他在出席Maybrit Illner脫口秀的時候不要在核電問題上搞“綏靖政策”。福克斯的黨內同僚約阿希姆·普菲佛則警告說不能盲動，不要衝動決策。環境部正在思量如何檢測德國核電站的安全狀況，領導反應堆安全部門的蓋哈德·亨恩霍費爾要為此大傷腦筋了。這位參與見證德國核電政策存廢反復波折的先生，這一回還能不能再一次阻擋德國退出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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